今天，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经后世不断发展完善，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当我专程到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门前去看到竖立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并弯下腰鞠躬时，我突然想起孔子像竖在这里的三个伟大意义。
 
    第一是孔子思想与“和谐社会”之大成。
 
    老子，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人。这“礼”是广义的礼，包含着历史、哲学等，今天的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完成，完全需要孔子的大成思想和礼仪。
 
    在孔子看来，老子这位司天的史老，本为“天”代言，“天”即上天、上帝；这上帝实为人造，即由史老（神、巫、史相传）所造。正如费而巴哈所谓人造了神，反过来受神的奴役和支配。老子不愿意“司天以属神”认为“天书”（如《洪范》）实乃人造而托之于天，他明白地指出，不是上帝创造一切，而是自然。
 
    “自然”是一种存在……用“自然”代替了上帝的职能，所以老子在当时是哲学思想方面的维新者，他提倡的自然是万物的创造者，是天下母，强为之名曰“天”，可以名之为“大自然”。
 
    孔子受有这种思潮的影响，变有神为泛神，而提出“仁”和“礼”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这种思想与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不矛盾的。所以，今天孔子像的进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二是孔子像进入天安门是儒家思想于中华文明之大成。
 
    周公制礼作乐，孔子也曾经“删诗书，订礼乐”，这很明显地有继承关系。在《论语》内，孔子说：“周监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明白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周与夏商比，是“郁郁乎文哉”，他要伐周，也就是继承周代之传统文明的代表者，所以孔子时常想念周公，因而“梦见周公”。
 
    今天胡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建造礼仪文明的中国，要有一个形象代言人，其实孔子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上个世纪末，就有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要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第三，是即古代文化于今天的现代文化之大成。
 
    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但我们对黄帝系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比较清楚，对炎帝系统的文化，则所知较少而模糊。《国语•鲁语》记孔子之言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网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氏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所以我们说孔子之学实为黄炎两系之大成。
 
    我们说孔子像的竖立是中国古今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因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了中国传统文化。
 
    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以为他主要是从过去的“天人之际”，转向“人人之际”。巫史讲天人之际，这很自然，因为他们来自神守，老子否定了上帝，自孔子起，遂以“人人之际”为他的哲学思想核心，而提出“仁”。他曾经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如果我们再加上“已欲富而富人”，进而探索其中的含义，这应当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应当遵守的原则。后来儒家于“仁”的哲学外，又加上“诚”的概念，“仁”与“诚”结合起来，遂完成儒家之哲学思想体系。
 
    盖自中国古代经典儒家化后，变作民间进行教育的教科书，自“小学”以至“大学”，在学除经书外，别无读物，是以儒家思想普及人间，即使佛道教条，所受教育亦自儒家之经学始。
 
    什么是仁？明道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如与天地一体也，特自小之何也？”“天地直达德曰生”来自《易•击辞》，也就是田地以生为心，这是充满生意的宇宙，因为宇宙充满生意，所以名之曰“仁”。
 
    生意为仁，而《中庸》有“不诚无物”的话，根据明道的理论，更可以说“不仁无物”，因为不生不长为不仁，不仁则无“生意最可观”。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可以得仁之体。”（同上卷二上‘明道语’）手足麻痹为不仁，也就是失其生意为不仁。仁者善体此意，使人已各得其所，“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也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或者是“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此所谓“仁”实近于《中庸》之所谓“诚”。
 
    《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宇宙之生生不息由于诚，成物的至诚之道也就是明道之所谓“仁”。没有仁无法说诚，仁与诚必须结合起来。
 
    孔子的“仁爱”“大成”“大一统”“天下大同”思想都与胡主席的“和谐”相一致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两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有重要地位。
 
    让孔子笑傲天安门广场，让“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这种文明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文明。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他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中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没有种族歧视和阶级差别，是谓“大同”，当然这种升华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
 
    孔子的思想，这种文明，两千年来熏陶了我国人民，教育了我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作为唯一的新地标，实在恰当不过了。
 
    一位日本儒学家问我问我说：“您能用极简明的语言说明我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具有四千年文明历史、十多亿人口的国家而谈他的民族性格，真的是“谈何容易”。想了许久，我终于得出答案，我们的民族性格是：和平的、不偏不倚而光明正大的，所以谓之“中庸”“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