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所向  天下大同

实行财、物、屋器之大同；

实践知、能、学术之大同；

表现礼、规、义律之大同；

体现仁、理、德道之大同。

——新说《论语》

 

《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的大同思想：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心藏于已；力；恶其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孔子的大同世界里，一切财产归公，人人为公不为私，贤者当政在位，人际关系和谐，讲信任，互相爱护，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受到照顾。社会财产归大家所有，做事出力不为了自己，欺诈权谋和盗窃现象没有了，可以夜不闭户。

 

孔子未见过大同社会，他的这些想象是对古代原始社会美化的结果。

 

    理想是美丽的，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它已经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作了否定，告诉人们要去追求另一种现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是积极的，它引导人类向前看，往前走，而不是向后看，向后退。

 

与孔子同时代的另一位哲人老子也是对现实不满意的。他看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对统治者气愤，对人民同情。

 

他说，老百姓为什麽意见多不好管理呢？不是因为老百姓不好，而是因为统治者收税太多，逼得老百姓生存不下去。统治者对老百姓不是讲镇压和屠杀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可以说是直接在为老百姓讲话了，他对人民的态度是很可敬的。老子爱百姓，但是，百姓在受苦受难，如何解救他们呢？老子不是象孔子那样把百姓引进大同世界，而是引进“小国寡民”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很小，人口稀少，许许多多的器物摆着无人使用，百姓安土重迁，不喜欢远游，因而有车无人坐，有船无人驾驶。大家酷爱和平，虽然有铠甲兵器。也收藏起来了。大家不求知识，不用文字，用节绳的方法记事。

 

这些无智无欲的百姓过着幸福的生活：甘其食，美其食安其居，乐其俗。他们幸福度日，与外界隔绝：“临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的老子理想也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但否定以后他不是要脱胎出一个新的社会，而是要人民往后转，回到古代社会去。从这一点上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消极的，对苦难者是一种误导。

 

五世纪东晋陶渊明描绘桃花园小社会有点象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那里的居民并不多，都是些避世农民的后裔，地盘也不大，是一个以山洞为村口的小山村，这里的人与世隔绝，不与洞外的人相往来，保留着自己的村风民俗，而且是那样的古朴纯真，自耕自食，怡然自乐。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也无非就是这样吧！

 

然而，桃花园不仅仅是“小国寡民”理想的产物，而且更主要的是孔子“大同理想”的产物，你看在桃花园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多麽和谐，童叟无欺，真诚好客。他们自食其力，劳动果实不被别人夺走，“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军队，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只有欢乐和幸福，没有痛苦和悲伤。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老人和孩子都得到照顾。如此桃花源岂不是一片乐土！岂不是理想社会！

 

孔子的大同理想在陶渊明的笔下已经诗化，形象化，具体化，唤起千古志士仁人的良知，为实现美好的大同理想而奋斗。陶渊明就来虚构一个大同社会。无论幻想或虚构，都是对大同理想的传播。

 

传播美好社会理想的人历代都有，在陶渊明之前和在陶渊明之后，都出现了“无君论”，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要皇帝，以摆脱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让老百姓获得自由和幸福。

 

早于陶渊明的诗人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说：“君立而虐兴，臣没而贼兴”。对老百姓来说，“君”和“臣”都是对立面，要“君”何用？要“臣”何益？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痛斥国君“把天下国家视做一己之私，借此盘剥百姓，敲骨吸髓，以奉一人之淫乐”。他得出结论说：“君主乃天下之大害”（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与黄宗羲同时的哲学家唐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秦以来，由凡帝王者皆贼也”（见《潜书》）！

 

“无君论”的出现使人们逐渐看清了君主的凶恶本质，对封建队封建社会是否应当存在产生了怀疑。人们在幻想用另一种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社会。

 

正因为这样，在黄宗羲去世二百年之后，即本世纪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呼唤世界大同。他把现实世界描绘成一个苦海：农民者苦，神圣仙佛也苦。如何才不苦呢？只有进入极乐的“大同世界”才苦尽甘来。在“大同世界”里。没有国界，民族平等，种族平等，财产公有，人人自由，互相仁爱，丰衣足食，天下太平。

 

康有为看到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他写了《大同书》，却未找到实现大同的路。他始终是一个改良派人物，改来改去，不见效果，苦海继续存在，“大同世界”空中楼阁，他为避开慈禧太后的铡刀，不得不流亡日本。

 

孔子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园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都闪烁着理想的光辉，鼓舞着人们去追求理想。然而大同世界离我们还相当遥远，这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一步一步地接近。

 

前几年，因倡导“读经运动”而一炮走红的儒学家蒋庆，常在诸多场合发表奇论。当时“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从化举行，蒋庆所做的发言引人关注。他提出“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利中心”、“重建中国儒教”建立大同社会。

 

蒋庆的主要观点是：

（1）文化是一种权力，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有争夺的。哪一个文化成为“王官学”，占据文化权力的中心，不是由于哪个皇帝的喜好，也不是因为哪个儒家人物，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2）10前我也不认为儒教是宗教。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儒家文化，用儒学不能涵盖，用儒家也不能涵盖，因为它是一种文明，要概括的话，只有儒教这个词。人类的所有文明形态都是以宗教来体现的。从这点来说，中华文明的形态肯定就是儒教。

 

1911年以后，我们自觉、显性的儒教在国家和社会中没有了。儒教推出了中国文化权力的中心，急剧边缘化。

 

（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不能没有权力中心。因为它空缺以后，填补的不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果不回到文化权力的中心，不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再过几年，文化积淀就没了。我们应该有危机感。当今，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向中国人传教，如果任其发展，不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那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扩张，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 。

 

（4）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儒家应该重新回到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他是信奉儒教的人的一个诉求。

 

（5）儒教已经崩溃了，现在要重建应该怎么办？传统的方法是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上行路线”就是要恢复儒家古代“王官学”的地位，重建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外并列。但是现在西方文化在各方面形成霸权，光靠“上行路线”已经不行了。那就要第二条路，“下行路线”。就是成立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

 

“中国儒教协会”成立后，将为儒教古籍等有形财产，以及包括孔子像等在内的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此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营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商旅活动，以及儒教内容题材的营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需向“中国儒教协会”交税（政府代收）。

 

（6）在今天的中国，重建儒教是每一个热爱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中国人的责任。

 

“板砖”不同声音：

网络写手羽戈：蒋庆“重建中国儒教”的真面目，往上是为了权力，往下是为了利益。所谓复兴，也就是不再是儒教的再生，而是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再分配。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我要说：伪圣不死，闹剧不止。

 

 

大同理想为前人所创建，为众人所接受，传播者的任务应举起理想的火炬，照亮全人类奋斗者的路。

 

传播者的笔要象丹柯的心一样，在黑暗中发出光亮来，丹柯是高尔基笔下的小说人物，他和一群人在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出不去。丹柯掏出自己的心，高举在手上，闪闪发光，照亮了走出黑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