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主义不仅是日本人常有的意识观念，而且还形成了以此为取向的社会伦理，从而对每个日本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多少人敢向其提出挑战或提出质疑，至于和集团主义相背离的个人主义者往往会受到社会和团体的惩罚。这种惩罚既可以是精神性的，也可能非常现实。

所以说日本人进行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就是日语俗语谓之“村八分”。

所谓“村八分”意思是：村民在“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十项活动中，如果有8项准则不能遵守并难与其他村民合作，村内所有人家都会与其绝交。

作为日本人一旦遭受这种“村八分”，就意味着要和生活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断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不仅传统如此，即使在现代日本社会，团体意识对于个人主义仍然具有巨大的压力。

在60年代末，女歌星伊东由歌里曾以其歌声甜润感人使国人倾倒，名噪日本列岛。但是，当她出于某种原因，脱离所属的音乐团体渡边音响公司之后，就遭到日本整个音乐界的封杀，很快销声匿迹。

今天的日本公司中，“终身雇佣”制度既是一种待遇，也是一种限制职员“跳槽”的枷锁。一个职员即使拥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如果自行离开公司另谋高就，就会被无形中被视为不安分分子，往往会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这种惩罚对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来说十分残酷且难以忍受。

因此，对于不“安分”的日本人来说，即使所属团体不如人意，但脱离团体的可怕后果足以使他们望而却步。据调查，在日本中小学生中经常会形成一些小集团。在这些集团内部，常常出现高年级学生欺负弱小孩子的现象。

但是，这些孩子尽管备受欺凌，却一味默默地忍受，很少向家长和老师告状，直到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发生自杀事件后，才引起社会关注。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分析，这些孩子之所以不愿意报警求助，主要原因就是害怕自己被逐出小集团和遭到集团的惩罚。

  集团的整体观念和等级结构还直接对团体的中下层成员构成压力。在现代日本社会，激烈的经济竞争对每一个公司都构成很大压力，而公司再把这种压力分摊到每个公司成员身上。作为职员不仅面临沉重的工作压力，还要接受公司内课长、部长乃至社长的命令和训斥。在工作场所，职员办事都小步紧跑，不断对上级的指示“哈依”作答，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过劳死”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一个日本作家曾这样描述日本人面临的压力：“日本社会的结构，是个人代表集体，集体代表更大的集体。大到奥运会，小到高中棒球比赛，为了国家，为了母校和家乡的荣誉，无论如何必须取得胜利。我们经常因作为家人、团体的代表而不堪重负。” 

    1968年一个名叫元谷幸吉的运动员就是这样被集团压力逼上了绝路。元谷幸吉是自卫队的军官，日本著名的长跑选手，在1964年奥运会比赛中虽一路领先，但最后关头被对手超越，与冠军擦肩而过。四年后终于无法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自卫队体校的宿舍，用剃刀割断颈动脉自杀身亡。在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父母亲大人：幸吉实在太累了，再也跑不动了，请二老原谅。让你们为我操劳不休挂念不止，实在过意不去。幸吉也是想生活在父母亲大人身边的。”

实际上，当今日本众多自杀者当中有相当比例是像元谷幸吉那样不堪集团重负而选择了死亡的。

  集团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人个性意识的发展和个人能力的发挥。由于集团利益的至上性，每个集团成员的个性养成和能力发展都必须从集团的利益需要出发，就像汽车上的零部件，从形状到性能都要服从整车要求，而不能强调个人爱好所长，“忍”、“抑制自己”成为一种社会公德。

    面对集团结构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压力，一个有个性和能力的日本人除非居于集团的上层或顶端，能通过集团展示自己的抱负和意志，或者幸运地在集团中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位子，否则只能牺牲自己的爱好特长和意志，追随群体行动。如果破坏群体一致原则，在团体中冒尖或特立独行就会被看作“害群之马”而受到惩罚。

    日语中有谚语强调“出头的桩子先挨打”就反映了日本集团主义对个性存在的排斥。身为日本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感受到排斥的特殊的压力，一个孩子如果某些方面明显特殊如学习成绩好、家庭背景特殊等等都可能成为遭遇其他孩子欺侮的原因，而欺负人的孩子往往相互差异较小抱成一团，形成以群欺单的局面。

    在现代日本公司中，个性张扬的职员往往被斥为“怪物”而遭到冷落，如果得罪了部门头目也会遭到同事的一致疏远和白眼。有的公司甚至把职员和团体的协调性作为评价优劣的标准之一写入人事档案。在日本学术界、律师界等行业领域，如果过分显示能力立新求异，就会遭到排斥而无立锥之地。和欧美相比，日本学术界的创新能力之所以明显不足，其原因之一就是学术领域求同思维太重，要推翻或质疑学术“先辈”的理论，实现学术创新往往要承担人际关系方面的巨大压力，这往往令后起之秀望而却步。

从哲学角度看，“社会”和“自我”是一对相克相生的统一体，为所谓国家和集团利益要彻底消灭“自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日本，一般情况下社会对“自我”的压抑常常被国民以“突击享乐”的方式排遗掉，这就是泡酒馆或海外旅游。

    每到下班以后，日本人就会暂时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同一班组的职员常常成群结伙涌向酒店饮酒。酒桌上，他们不仅可以暂时忘掉工作上的压力，而且在公司一本正经的上司此时也会抛开自己的身份，和部下嬉戏耍闹。

    日本人一般酒量不大，浅斟则醉，当夜深之时，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醉步踉跄的日本人，有的还狂歌怪笑，甚至当街小便，警察对此往往熟视无睹很少干预。一天的压力带来的不快和愤懑就这样被醉汉们挥洒在酒馆或大街上，但是，当第二天踏进公司之时又会受到同样的压力。除了泡酒馆之外，不少日本人还会把海外旅游作为排遣集团压力的重要方式。

    通过到异国寻欢作乐，可以暂时摆脱国内的集团环境，使身心得到放松和修养，所以随着日本经济的发达国内不断掀起海外旅游的热潮。但是，当社会、集团压力过大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消除的时候，集团成员就容易出现反抗性行为。这种反抗有可能是消极的，如懒散、玩世不恭甚至自杀，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如二战前的政治暗杀、战后的赤军以及目前令日本警察头疼不已的“暴走族”等。

  正像被过分施压的弹簧，巨大的集团压力正逐渐超出日本国民的承受能力。而出现集团主义“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主要表现在传统的效忠尽职思想麻木动摇，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尤其是90年代日本在泡沫经济解体后，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维系集团的传统做法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些“以厂为家”终身为公司操劳的职员在经济困窘时被一脚踢开。

    由于在职时不能保持或发展个人的能力特长，失去工作岗位后再就业能力很低，很难找到新的岗位而生活困窘。即使循规蹈矩干到退休，面对曾长期效力的公司陷于衰退，他们也往往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落，经常自问“退休后还能剩下什么”？因此，很多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和敬业精神开始下降，成为近年来日本产品质量问题频出的主要因素之一。

    今天的日本，正像日本人梅棹贞夫所分析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更加强调尊重“普通人的价值”，反对以团体利益为由牺牲个人利益。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在被称为“新人类”的日本年轻一代身上反映尤为突出。他们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约束性很强的集团主义，主张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追逐个性自由，极力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在公司中，他们把那些拘泥于集团规则的老职员叫做“古人类”、“石雕像”。

    为了突出自己的个性存在，他们喜欢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商品。倘若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哪怕是一点点差异都会让他们感到很大满足。奇装异服更是这些青年的嗜好，现代日本公司内，不时能见到鼻子上、肚脐上甚至舌头上挂着环儿，踩着松糕鞋的女职员。

  在群体意识的笼罩下，整个日本民族就像一个由无数方块构成的棋盘，一个标准的能够被社会认同的日本人往往就像形状溜圆毫无棱角的围棋子。他们几乎都被纳入大小不等的方格——各种团体内，一旦形状有异，就会被剔出“方格”之外，变成遗弃的“废子儿”。

    战后几十年，日本人正是靠这一点使企业、国家在经济博弈中屡屡获胜，但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转型变化，曾经作民族制胜法宝的文化传统日益面临新的挑战，为集团牺牲自我的绝对主义价值观已遭到质疑，日本教育界开拓强调“个性主义”，并把抛弃绝对主义、提倡相对主义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日本的企业也开始引进西方的经营理念，提倡“尊重人的经营”。当然，要日本人彻底放弃这一民族传统是很难的，或许善于折衷协调的日本人，会在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使日本人在为集团、国家奉献的同时，得到更多实现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