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澀泽荣一，一生参与创立或主持过六百多家工商企业。到了晚年，他集其毕生的成功经验，对企管教育总结出了一本书：《论语加算盘》。

    这里的「论语」，即记载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言论集;而「算盘」则指现代的经营管理技术。在澀泽先生看来，他在企业管理上的成功，是儒家智慧同现代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结果。

澀泽的总结，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一个诞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学派，其思想竟然对现代的管理活动发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其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只要我们打破管理「行必指现代，言必称西方」的神话，上述问题就不难得到正确的理解。

管理，其实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一。人类从原始氏族社会始，就有了管理活动;而从文字发明开始，便有了关于管理活动及其思想的记载。当然古代社会会则具体划分出「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两大部类，在此之下，又有许多更细的分类。但是，既然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古今的管理活动及其思想理论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有着许许多多的共性。

即以中国古代为例，汉代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经记录下乃父司马炎关于古代思想各家要旨的宏论。其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这里的「治」字，如果译成现代汉语，恐怕只有用「管理」二字，方为适当。在司马炎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各家各派，尽管立论不同，持义各异，其共同目的，却都在于如何管理好国家。「务为治者也」，恰如其分地点明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管理学」本质。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学」中，儒家本来只是其中的一派。但自从公元前一三四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出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才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社会官方正统管理思想的宝座，形成了以儒家为主，道、法、兵等各家为辅（后来还参入了从印度传进来的佛教）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的基本格局，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由于文化的辐射作用，儒家思想也影响到周边国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相继成为这些国家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的支柱。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延续，今天的世界是昨天的世界的发展，今天的管理是昨天的管理的进步。作为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在今天谈到管理的时候，当然不可以数典忘祖，却也不应该妄自尊大。

须知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数千年前那个万邦来朝的「中央帝国」;今日之世界，也早已变成了一个人类彼此息息相关、密切相连的「地球村」，人类的足迹甚至已经踏上了别的星球。而今日之管理，其内容之丰富、门类之复杂、理论之深邃，更非几千年前的古代管理所能比拟。

正是现代管理理论赋予了我们以全新的视野，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整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遗产，使这一古老的智慧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芒！

现代管理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归纳起来，无非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管理的本质规定，二是管理的人性假设，三是管理的组织原则，四是管理的行为方式，五是管理的控制手段，六是管理的根本目标。本书的目的，就是以这六个方面的现代管理思想为基本框架，重新审视和挖掘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智慧，从而为我们现代社会的管理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关于管理的本质规定。现代管理理论分别提出了诸如「管理就是协调」、「管理就是对于人的管理」、「管理就是运用心智的活动」等命题。而儒家以「治人」为中心，探讨了「为政」与「治人」、「劳心」与「劳力」，以及「和」与「同」的关系，分别从管理的对象、分工和协调功能等角度，对于管理的本质问题做出了回答。在儒家看来，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亡。」他们把人（包括君主、官吏和老百姓）当作国家管理的基本对象，所谓「为政」就是「治人」，管理就是对于人的管理。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方面混淆了剥削关系与管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正确地肯定了劳心者即脑力劳动者及其成果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这就把管理当作一种运用心智的实践活动。儒家主张「和为贵」，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主张「和无寡」，在最高管理者与下属管理人员之间提倡「和而不同」，这就把管理活动当作一种协调的过程。

（二）               关于管理的人性假设。现代管理理论先后提出了诸如「X——Y理论」、「超Y理论」、「Z理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等假设。而儒家的管理人性论也十分丰富。孟子由「性善论」推出他的「仁政」学说。「性善论」与现代管理学中的「Y理论」相比，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人性假设是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肯定人性本质 上是善良美好的，把管理工作寄希望于人们的精神追求。二者的想异之点则在于：在研究旨趣上存在着道德评价与行为描述、管理者行为 与被管理者行为 的差别，以及人性之恶究竟是来自先天还是来自后天的不同看法。荀子的人性论全面地说，应该是「性恶——善伪论」，他由此而推出自己的「礼义之治」。在管理活动中究竟是以礼义教化为措施还是以严刑重罚为手段，不仅是荀子与韩非人性论的区别，也是荀子人性论与现代管理学中所为「X理论」的区别。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善伪论」，以及儒家别派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其共同点都是师承孔子，主张人性可塑，导人为善。管理究竟仅仅是对人性的适应，还是对人性的塑染与改造，这是儒家人性论与现代管理学中各种人性理论的根本区别。

（三）               关于管理的组织原则。现代管理理论分别在组织的性质、功能、结构等静态方面，以及在组织的管理、运营、变革、发展等动态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的「群论」之中。在荀子看来，人类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合群性）。「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功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要保证社会组织的合理性，就必须有「义」。所谓「分」，体行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分」作为组织结构，则包括社会的等级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四）               关于管理的行为方式。现代管理中的行为理论，其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个体行为又包括团体行为，既包括组织行为又包括领导行为。儒家的「行为理论」集中在领导行为的探讨上，其中心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其实是中国在现代管理思想各家各派的共同理想。它的内涵就在于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即所谓「最小——最大原则」。儒家所理解的「最小的领导行为」就是「为政以德」，即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儒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实行「象征性管理」，只要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而天下治」。儒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实行「分级管理」，「任官得人」，集中众人之长而又免去众人之劳，用人得当而又充分信任，敢于放权而又抓住大事。儒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实行「自动化管理」，「行其所无事」，巧于使民，惠而不费，为而不为，实行「不管之管」，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

（五）               关于管理的控制手段。现代管理的控制理论，其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儒家的管理控制理论的主要是对于人的控制，包括「道之以德」的内在控制和「济之以礼」的外在控制。所谓「道之以德」，就是强调道德价值观的精神经、指导作用，它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输到组织成员中去，使之化用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所谓「济之以礼」，就是强调礼义制度的规范作用，它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对被管理者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使后者感化和归服。从广义上说，儒家之「礼」也就是「法」，即治理国家的法规;儒家之「礼治」也就是「法治」，即按一定的法规进行管理。此外，儒家之「人治」并不一概排斥「法治」，它看到「法不能独立，类（律例）不能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主张把「人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并造就执行法律的相应环境，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六）               关于管理的根本目标。目标是一切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终点。儒家管理思想的根本目标是「安人」。在此前提下，儒家代表人物设计了不少国家管理的具体目标模式，包括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王制」，以至《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等等。而孔子所提出的「安人」理想，就像一根红线，贯串在上述具体的目标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具体的目标也许会过时，但其中所蕴涵的「安人」理想对于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的管理活动都具有启发意义。

（七）               以上六个方面的详细内容，请看本书相应章节。作者希望通过本书，促进现代读者对于儒家智慧的了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提高现代社会的管理水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