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7 | 李凡

浙江是中國沿海地區經濟高度發達的地方之一，但浙江的經濟高度發達和其他地方經濟發達不同之處在於，它有非常強大的私營經濟。

私營經濟高度發達

在浙江的3個沿海城市溫州、台州、寧波，除了一些各地都有的國有大型企業之外，其他行業就很少看到國有企業。尤其在溫州，私營經濟更是高度發達。私營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得社會擁有了足夠活動的資本以及活躍的空間，所以在浙江，到處可以看到社會發展的影子，將之稱為公民社會也不為過。

由於社會的活躍，使得浙江地區社會發展的程度非常高。例如溫州地區很早就是中國基督教的傳教中心之一，現在已經成了中國家庭教會的三大中心之一，信教人口可以達到溫州人口的15%以上。

社會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現象是社會組織大量湧現。在這三個地區大量的社會組織尤其是各種各樣的協會、商會非常之多。他們非常活躍，不斷組織行業的經濟和社會活動，而且也和政府之間發生了廣泛的關係。除了商會之外，各種類型的工會組織也在不斷的出現。商會一方代表私營企業主的利益，工會組織一方代表打工者利益，進行協商談判，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

社會組織廣泛參與

社會組織的高度發展，也使得社會出現了各種自發的組織監督政府，例如溫州出現的「703網站」，就是社會自己成立的自發性的監督政府的組織。一開始政府很惱火，認為是故意挑毛病，但是後來政府也容忍了他們，接受了他們的監督。

在寧波，社會組織廣泛出現的一個重要場所是社區服務領域。在這裏，社會組織主動承擔社會服務工作，為社區居民的生活創造了很多便利條件。而這些社區服務一直是政府該做而沒有做到的。

在經濟和社會高度發達的影響下，在社會的要求和壓力之下，浙江廣泛出現了政府和社會的各種不同的對話方式。例如溫州幾年前就創辦了代表在線制度，讓人大代表透過網路和社會公眾進行直接對話，並促使政府公共政策的轉變。

政治改革創新活躍

在溫州的樂清，他們利用城市廣場，讓人大代表和公眾直接見面，面對面聽取公眾對政府工作的意見。除了公眾和人大代表的對話，浙江也出現了政府和公眾的直接對話。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十幾年前，台州的溫嶺出現了民主懇談這一制度的創新。民主懇談要求政府和公眾直接進行對話，透過對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這個基礎之上，溫嶺出現了更加制度化的政治改革，這就是地方公共預算改革。這種改革將政府和公眾的對話納入到現行的政治體制之內，啟動了閒置不用的人大制度。在政府體制之內，創立了一系列預算審查制度，包括政府制定預算中的公眾參與制度，人大審查預算的初審制度，人大代表的預算提案和辯論制度等。這些改革在中國其他地方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到目前為止，這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做得最好也是創新程度最高的地方，而且難能可貴地堅持了8年，而且還會繼續堅持下去，成了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試點。

上述內容可以使我們看到浙江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私營經濟的高度發展給社會創造了一個活躍的空間，這個活躍的空間又使得社會組織高度活躍。在這種環境中的政府，面對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就必須考慮到容忍和尊重這種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並推動政治改革以適應這種需要。這樣的浙江模式就使得浙江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改革中走在中國的前列，並會推動中國的繼續發展。

（作者為大陸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