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经典的官场文学

                      ——答《沈阳晚报》记者问

    一、您的写作和师承。比如，您是如何走上写作的道路？

    答：我的文学启蒙人不是老师，而是我的奶奶。我最初的文学养料不是文学名著，而是民间故事。我出生在乡村，书都见不到几本，更不用说文学氛围。我的乡村至今亦是如此，我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乡村皆如此。但乡村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方式，就是世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耳濡目染间，一种后来知道叫形象思维的本能，就在听奶奶讲故事的时候养成了。民间故事的叙事方式天然去雕琢，行云流水，清新如风。回想儿时听过的民间故事，我会有种让自己的写作归到原始朴拙的冲动。写小说最终成为我的职业，应该说童年印象是其远因。长大成人之后，尽管事先没想过当作家，但文学创作的热情很高，从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没有消减。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业余不干别的，只写小说。我也许是个很无趣的人，几乎没有别的娱乐爱好，只喜欢看书和写书。心性如此，慢慢就把自己弄成作家了。

    当然，有个具体事件，叫我此生也只能写作过活。1999年我出版长篇小说《国画》，触动某些保守官员的神经，我再在政府机关待下去很不明智。于是，2000年机构改革的时候，我在看上去很正常的程序中被“分流”了。说白了，就是从现行体制中出局了。不过，倒是很合我的心意。从此，我更加自由了。

    二、官场与写作的关系。比如，您是如何顺利完成官员和作家两种身份的转换?

    答：从官场出来之后，我突然觉得海阔天空。我其实是个循规蹈矩的人，被现行体制驯化了几十年，“调皮”不到哪里去。我的幸与不幸，也许都在于此。过去在官场，每天朝八晚六，上班下班，干些没意思的事，写些没意思的文字，很多时候还需加班加点，也没觉得怎么辛苦。虽然早感叹这工作没意思，但只是把这活儿看成就业，也没怎么觉得委屈或难受。但出来之后，回想自己过去在里面近二十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倘若要再回去，可能一天都呆不住。过去的很多生活都在我梦中出现过，比如小时候上学，跟朋友们玩，等等，惟有在官场近二十年的生活，从未出现在我梦境里。

    我离开官场是种解脱，心理上不存在转换身份的障碍。但需要作个说明，我这种转换不是官员到作家的转换，只是官场公职人员到作家的转换。我从不认为自己做过官，近二十多年官场生涯，干的都是为人作嫁的事，写官样文章。这不是做官，最多是帮助别人做官。古装戏里官员升堂，下面站了两排扛长棒的，高声喝道：威武！我过去不过就是那种角色。正在里头干得起劲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那是在做官。

    三、您对现今官场文学的观察和世心的解读。比如，您如何评价《侯卫东官场笔记》？

    答：我没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当下官场小说读个八九不离十，有比较全面的把握，才能加以判断。不然，笼统地评论官场文学，就是很不负责的态度。没有看过的书，我更不能乱评论。我听过很多对官场文学不好的评价，比如写作跟风，泥沙俱下，糙货太多，等等。我想这都不是问题。官场受到这么多作家关注，官场文学这么受读者欢迎，这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说明现实需要官场文学。有人说这是出版利益机制的牵动，这是武断的说法。为什么出版利益机制不去牵动别的题材的文学，偏偏牵动了官场文学呢？不然，谁去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按照“新闻联播”的创作思路写小说，能牵动出版利益吗？

    官场文学写的人很多，好的作品不多，这太正常不过了。盛唐写诗的人多少？留下来的诗作又有多少？如今写作的技术障碍减少了，出版也比过去容易多了，自然会有更多人加入写作大军。目前好的官场小说不多没关系，但假以时日总会有好的作品流传下去。这是文学史常态，不足为怪。

    四、十年写作和您内心的成长。《国画》开始，现在十年过去了，官场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是否发现新的写作思路和戏剧元素，“局长日记”之类的事件，您是怎样看待的？

    答：文学创作不可能同生活比赛。如果要比，文学永远比不过生活。生活本身的惊心动魂、复杂深邃、变化莫测，永远超过作家的想象力，永远超过文学的多样性。因此，文学永远不要企图所谓“真实”地纪录生活。文学需要的是另一种真实，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艺术的真实。

    人类生生不息，生活永远向前。官场流变，眼花缭乱。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手段快速便捷，作家们真能做到古人说的，秀才不出门，知晓天下事。“局长日记”无关文学，只是体现现代某些官场的状态。不是任何猎奇之事都具有文学意义的。

    五、未来的写作打算？

    答：我通常不向外透露写作打算，因为怕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