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硬挺着坚持了两三个星期，睡眠调整过来了，腰也不疼了，塑料味儿也不再那么难闻。

两个星期的时候，领到了第一张支票，心中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只是时间却分外地难熬了。每天刚上班我就开始计算时间，心里紧绷着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每过去一小时，那发条就松一点，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下班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最困难的时刻，我已经被单调的动作折磨得焦躁不宁，只好装着对心中的焦躁麻木不仁，做着深呼吸压下去。我经常用右手的食指在手表的表面顺时间方向虚画着圈儿，催促老人似的指针快走。工间休息的时候我问那些黑人印度人的工友是不是对时间也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一个告诉我，他已经这样过了七年，另一个则说，她已经做了十一年了。我竖了大拇指啧啧有声表示惊叹和敬佩，可也非常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如此。我的愿望是赶快过了这二十个星期，赶快回国。

操作机器的唯一白人是个波兰小伙子，每天穿件T恤，干得很来劲的样子。据说老板是个犹太人，可从来没见过。工友之间都是下了班各自匆匆回家，一起干上十年也不用想交上一个朋友。在车间里每天出现的另一个白人是个从巴西来的女人，作检验员的，每天到机器上来检查几遍，指手划脚的，神气得不得了，每句话的语调，每一个动作，都尽量体现着某种优越。我也不知她的底细，她到底有多大权力，弄不好把这份工作丢了可不是玩的，只好唯唯诺诺顺着她，心想：“就让你在我面前神气几天，又怎么样呢?”又明白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原来都是一样，有了威风总要把威风抖出来。开始几天她到机器边来就叫我“Chinese”，我听了不舒服，也没怎么计较，不认识嘛。过了几天她再这么叫，我说：“My name  is Ma.(我的名字叫马)”她“OK”一声。可下一次还是叫“Chinese”。我告诉她自己的名字有五次她还是不改口。我气愤起来，别人就没个名字吗?犹豫了好久，终于咽不下这口气，在她再叫“Chinese”的时候，我不再叫她的名字，就叫“Brazilian(巴西人)”。她马上变了脸色，我装着没看见去操作机器。我以为她会跟老板说把我炒了，心中七上八下几天，倒也没有事。只是见了我她脸就垮下去，检验也分外挑剔起来。

有一次我放产品不小心碰了她的脚，她瞪了眼冲着我说：“Be careful!(小心点)”我脸上赔笑着心里骂着：“猪!威风你威风啥呢，我踹你一脚你趴在地上爬得起来?”我想象着自己这一脚飞成一条弧线踹过去，她滚在油湿的地上，四肢撑着地却支不起身子，肥大的屁股小山似的翘着，衣服上沾满了塑料末儿。想到这里我自己笑了，又想：“要忍受单调性残酷的折磨，还要看这种势利鬼的脸色，这样过了七年、十一年、一辈子，即使天天开了奔驰车，住了花园别墅，又有什么意思?哪怕为了张小禾也不行!要是她知道我的这一副没出息的嘴脸，她心里也不会另外有一点想法?”

一个多月以后我换了一个工作，去操作压注塑料垃圾桶的机器。产品要堆得高，女人和矮个子堆不上去，活该我占了这个便宜。机器每一分零五秒吐出来一只桶，我把它提起来放好即可。刚压注出来的产品有高压静电，手一碰就直冒小火花。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在手腕上脚上戴了铜丝圈儿，就好了些。我搬了一把塑料椅子在机器边，间歇的时候就坐了。工头过来把椅子搬走，我就把一只桶倒过来，仍旧坐了，把身子藏在堆起来的桶后面。有时我困极了，在间歇的那一分钟也能眯一下眼，听见桶掉下来“扑通”一响，马上跳起来，把桶放好又眯上眼。有一次我在这一分钟里还做了一个梦，跳起来放好桶还记得梦中的景象。好多次提着垃圾桶，我想起在纽芬兰那些发豆芽的日子，觉得已经非常遥远，似梦非梦。我掰着指头数着日子，快熬到头了。一想到自己不久以后就可以带了这一把钱回去，心里就飘起来，摇头晃脑地对着注塑机嘿嘿地傻笑，把口哨吹得直响。后面那部粉碎机开动起来了，我躲在堆起来的桶后面，借着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掩护，像足球运动员进了球似的，双手握了拳一次次举向空中，“哈哈哈!哈哈哈!”仰面大笑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