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给城郊的一家汽车旅馆打了电话，他们登出广告需要一个值夜的人。我说了自己的情况，老板娘叫我过去看看。我对找工作几乎已经绝望，路又这么远，我犹豫着还是去了。下了地铁列车转了市内公共汽车，到尽头又转了去市郊的车，下了车对着地图又走了好久，路上冷冷清清的。我想，如果要了我呢，我就住在这里算。老板没房给我，我在附近租一间，电话也不装了，忍了最后这几个月，与世隔绝也顾不得了。见了老板娘，她漫不经心地和我说话，我知道没希望了，但还是填了张表留在那里。回去的时候一路想：“跟张小禾分了手还是对的，来三年了，还这样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到处窜，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又想到认识的几个漂亮姑娘嫁给了年龄大的富人，自己原来还想不通，又不是没有饭吃，当个靠男人吃饭的人!这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她们只要在感情上作了妥协，一切一切的艰难困苦都没有了。不知道张小禾林思文会不会走这条路。坐在地铁车厢里，我那么强烈的感到了心中对钱的那种物质的饥渴，是一种噬血的饥渴。我还在银行里存着四万块钱呢，现在还拿着失业金呢，可心里都闷得要爆炸了。这时我也理解了终日惶惶然的亿万富翁和街头流浪汉，我理解了人。听见耳边“轰隆轰隆”地响，看着车厢里寥寥的几个人，忽然想起那些做强盗的人，一瞬间我理解了他们，连我也想去做个强盗了。我盯着斜对面一个白人望了一会，闭上了眼，想象着自己怀里揣着手枪，硬硬地顶着胸口。我右手慢慢伸进去摸了摸，食指扣住了扳机，轻轻地拨动感到了弹性，犹豫着是否掏出来向那个人走去。手在胸前进进出出有几次，最后还是伸了进去。枪身一边冷一边热，我把手心贴紧了冷的一面，让自己冷静下来，告诫自己犯法的事可不能做。可就这样想着却醉汉似的站起来，身子在车厢里摇晃着，向那个人走去，在他身边坐下，把枪口顶着他的腰，微笑了说：“Money,money.(钱，钱)”一只手就把他的皮包拿了过来。他张了嘴想叫，手飞快地往前一伸想抢回皮包，我枪那么用力一顶，他手就缩了回去。他紧张地四下张望，我咳嗽一声，他就老实了，缩了脖子坐着。到站了，我从容把枪放到衣服底下，枪口在衣服里抬了抬，对他做了一个残忍的眼神，下了列车。车门关了，列车启动，那人用手使劲拍着玻璃窗。我衣服下枪口一抬，他的头就缩下去不见了。正想着车身一震，车停了。我睁眼看去那人还平静地坐在那里，一手按着棕色的皮包。想到自己刚才想象中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列车行劫，我抽动着嘴角笑了一笑，体会到了自己这一笑中所包含的残忍，又明白了有时候残忍也有残忍的那一份理由。

我明白这样下去我将找不到工作，便给纪先生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让我先一天下午去看报纸清样上的广告，在时间上抢个先手。他说：“你没事来玩嘛，有什么顺便看也看了。”

这样我还是碰了几次钉子。有次看到多伦多西北角一家塑料厂招人的广告，第二天清早就赶去，下地铁转了公共汽车，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已经有一大群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挤在那个小窗口。我心想又完了，站在边上犹豫了一会儿，又不断有人到来往里面挤。这些人的勇气鼓励了我，便不再犹豫，也侧了身子往里面挤。有人领了表出来填，又有人填了表挤去交。几乎挤出油来，我总算领到一张表。我不再出去，让到一边贴着玻璃把表填了。靠着墙直直地站了一个多小时，里面白人女秘书叫马正飞的名字，我没反应过来，又叫一声，就叫了下一个名字。我突然醒悟了，拍着玻璃指了自己和鼻子，就让我进去了。秘书小姐只跟我说了几句话，把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许可证复印了，告诉我晚上十一点钟来上班，今天第一天，提前十五分钟来。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谢过了她，从后门出来，再转过去看前面，来了一大群中国人，有几个女孩子挤在中间“哇哇”地叫，却不肯出来。我想着要是今天看了报纸再来，又没有戏了，暗自庆幸。一会儿挤在窗口的几个人说：“满了，满了!”

要后面的人不要再挤，却不肯出来。里面几个黑人挤出来，嘴里一边骂着。马上又有人补进去，嘴里却说着：“没生意，还挤什么!”后面的人说：“没生意，你出来!”过了好久发现的确没希望了，后面的人才慢慢散开，站在旁边等着。我踮了脚朝中间望去，玻璃小门已经放下，几个中国人趴在台子上，不停地拍玻璃窗。里面女秘书理也不理，低头清理表格。偶尔抬一下头，几双手就一起用力拍玻璃窗。女秘书走到窗前示意要他们别敲，却敲得更响。有人指了自己的鼻子，有人拍着胸，还有个人抱了拳点头哈腰作揖。女秘书坐回去，作揖的那个人骂：“操不死的烂×!”我笑起来，笑了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在后面说：“算了，算了。”没人理我。我又说：“算了，丢脸呢，都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几张脸一起转过来气势汹汹望着我。一个说：“什么脸不脸，要捞饭吃!”另一个说：“要难受等我们领了表再难受还不迟，表现在还没领到呢。”我说：“哥们儿，我难受还是谁难受!”还想多说几句，证明工作自己已经得了，转念一想，干什么呢!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