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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回国的事情上去了。如果我愿意呢，明天就可以走。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了：钱。不知什么时候我为自己订下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目标一旦确定，就变得那样神圣，赚满了四万九千块钱我也不会死心。好几次我想说服自己，少几千块钱也就算了，就这样等着，拿完失业金就走人。可是不行，每次这样想了以后又给了自己一个坚决的否定。我心里觉得可笑，五万块不是自己定下来的吗，怎么今天连自己改变也不行呢?人真的有这么奇怪，虚设的目标竟可以变得如此神秘不可移易。前一段张小禾在这里，我不敢说找工作的事，怕找不到或者找到很差的她会看不起我。现在，我自由了。

领着失业金我只能去打黑工，黑工只能到唐人街去找。打黑工工资低，工作也累，人人都可以挤着你，欺负你。但再怎么样，总比呆在家好，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我到几个唐人街挨门挨户问了三天，看了多少轻蔑的眼色，还是没人要我，打黑工的人太多了。对这些眼色我麻木不仁，我的苦就要熬到头了。有一家超级市场老板似乎有意思要我去杀鱼，指着池中十来斤一条的鱼问我能不能干?我说：“除了杀人，没有不能干的事。”他说：“一份工呢，那是很难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来帮帮忙怎么样?”我奇怪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帮忙?加拿大也有这么一说?!我差点笑出来，他马上解释说：“也不是全部帮忙，吃我的，另外还有点意思意思。”我说：“这点意思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他说：“两块钱一个钟点意思意思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老板!这个忙就难帮了。”他说：“你觉得多少意思才够意思呢?”我说：“意思意思总要够意思才有意思，不然没意思了还意思什么呢?十几块钱一个钟点我也赚了几年，两块钱一个钟点!”他眼睛鼓出来，像听天方夜谭一般，忽又轻蔑地一笑说：“十几块钱一个钟点，这些人都拿十几块钱一个钟点我短裤都要输给你。你去找你的十几块钱一个钟点，找我干什么!我求着了你吗?”我也轻蔑地一笑说：“两块钱，你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听。

我出三块钱一个钟点意思意思，你帮我去搞家里的卫生你愿意不?三块钱，愿意这就跟我走!”

趁他一怔，我说声“拜拜”转身就走，到了门外，听见他在高声骂什么。

看来要找工作非借工作许可证不可。我打电话给思文，她说：“违法的事，我不敢做，电脑里查出来不得了。你倒是赚钱走了，我还得呆一辈子呢。”我再三说查不出，她只是不肯，说：“你一定要我有个违法记录才称了你的愿吧!”我说：“你保护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她说：“那讲明的，我不保护自己谁还来保护我?”我只好算了，心想，最后这几千块钱看样子是赚不到了。过几天思文打电话来说：“马正飞要回国去几个月，你去借他的工作证。”我说：“你都不肯借，他会肯借?”她说：“你做满二十个星期，再想办法要老板炒了你，让他拿失业金，他会肯的。”我说：“这失业金你拿不好些?你正没钱!”她说：“我又没回国，我在这里读书，电脑一按就出来了。”我照她说的打电话过去，果然一说就成。

把马正飞的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证拿了，我疯了似的满城跑着去找工作。每天以第一时间等着在东区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查到了广告立即打电话去。可那边不是说已经有人了，就是要我去填一张表，毫无结果。我每次去了都发现总是有好些人赶在我前面，怎么可能?后来明白了很多人等在大唐人街抢第一时间，那边的报纸出来早一两个小时。于是我每天也早早地骑了车到大唐人街买报，然后立即行动。有家无线电装配厂招四十个人，我马上乘地铁到了东边士嘉堡工业区找到那家厂，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讲上海话的人多。我挤进去抢了一张表，以马正飞的名义填了，交的时候遮遮掩掩眼睛转溜着，怕有人认识我，发现我冒名顶替。女秘书是好漂亮一位小姐，看去也像大陆来的，神气地把一大摞表拍得“哗哗”响说：“你看，你看!”交了表的人都不肯走，呆着就有希望似的，也许想等别人走了自己再对秘书小姐作个特别提醒。我看大家都不走，也呆着，呆了一会儿心里难受，嚅动着嘴唇骂了声娘，开了门出去。出了门想着张小禾还真是个好样的，像这位小姐真叫人恶心。这样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希望，才明白失业严重到如此地步，如果这时候才到加拿大可怎么得了。又买了英文的《太阳报》来看，想到西餐馆去找份洗碗的工作。这样奔忙了十几天，在餐馆、塑料厂、加油站、机械厂……几十个地方碰了壁，人都快气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