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慎学周顺昌

文/赵炎

《北京晨报》9月25日C07版，责编：蔡辉

导语：周顺昌拼血性，错估形势，主观武断，乱扣帽子，缺乏方向和适度，甚或选择性罔顾事实、推波助澜，都是不明智的。

明末天启六年，苏州闹过一次民变，规模还不小，数万愤怒群众包围了应天巡抚驻节地，与锦衣卫及当地衙差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锦衣卫一死数伤，许多差役落荒而逃。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朝廷执意要法办一位名叫周顺昌的离职官员，遂有布衣之怒。

尽管当时全国各地都不太平，但苏州作为南直隶重镇，一来知府寇慎、吴县知县陈文瑞等人颇有民望；二来巡抚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等均到任不久，还谈不上与民有犯；三来吴人富庶，对矿税、织造等盘剥，他们尚能承受，若无周顺昌事，原不该发生这种变故。

周顺昌，字景文，苏州本地人，“后七君子”之一。癸亥京察，以吏部稽勋主事擢文选司员外郎。随着东林党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渐显颓势，他选择了乾坤大挪移——“乞假归”，不玩了。乞假，即告假之意也，回家休养，待遇照旧，性质跟如今的离休类似。按照“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圣人之训，我们也不能指责周先生鸵鸟，与其被人赶下台，还不如主动放弃权力来得明智。

回到家乡，远离斗争漩涡，既可实实在在帮群众做点事，又可以搞舆论监督（清议），未尝不是一举数得的选择。他确实也是这么打发时间的。《明史》说他“好为德于乡”，常与前任巡抚周起元等人议论时事，“讽喻朝政”。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锦衣卫多半不会来找他麻烦，苏州百姓也不会闹事。偏偏周先生说话太损，得罪太多人。

抓捕魏大中的官船途经苏州时，周顺昌与其盘桓了三日，一起吃喝一起睡，并将幼女许配魏大中的孙子为妻，对这些，锦衣卫没有干涉，说明还是给面的。三日后，人家催促要走，说误了时日不好交差，他却大发脾气，一边指指戳戳，一边骂不绝口：“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这么做显然过分了，你一士大夫，跟几个当差的较什么劲呀。再说魏忠贤正得意于“九千九百岁”呢，此时直呼其名，安能乐意？

果不其然，当差的回去一报告，仇怨乃生。魏忠贤有个干儿子叫倪文焕，任监察御史，上表弹劾同官夏之令，诬其贪污。夏之令在镇抚司大狱饱受折磨而死，消息传至苏州，周先生又发表高见：“他日倪御史当偿夏御史命。”夏之令的死，肯定比窦娥还冤，鸣冤叫屈是正当的，至于倪文焕是否该偿命，得刑部、大理寺等司法部门说了算。

批评的要义在于客观中肯，就事论事，再大的仇恨也不能站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事不对人，不应情绪化。周顺昌如此对事又对人，惹得倪文焕心中恚怒，在魏忠贤授意下，弹劾他“与罪人婚”，并诬其贪赃行贿，致使他的正五品薪俸待遇被削夺，沦为庶民。事态到此还不算糟糕，被批评者似乎并未进一步的往死里整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充分解释了什么叫祸不单行。

多年以前，他在福州推官任上曾惩办过税监高寀的手下，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支持并鼓励群众抗税。插一句，这个高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吸食儿童人脑、以求壮阳的恶魔。本来民怨是针对高寀的，结果事态扩大，殃及到福建巡抚与副使，两位高层都做了群众的人质。其中的副使叫吕纯如，也是苏州人，因驾驭局势不力，仕途受到影响，从此深恨周顺昌。如今见其落魄，立刻落井下石，跑到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和巡抚毛一鹭跟前编造周顺昌的“劣迹”，最致命的一条，就是据说他跟周起元之间有请托关系。

朝廷正抓捕周起元呢，听说有这事，随即并案处理。于是，“有吏夜捉人”的故事重演了，苏州百姓也闹起来了。若不是寇慎、陈文瑞等人居中劝解调处，仅凭毛一鹭这样的墙头草，怕是真要演变成大起义了。

群众逐渐散去，周顺昌被递解至京，锦衣卫的酷刑，也不消多言，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惨死于狱中，年不过四十有二矣。

如今去苏州，在虎丘不远处还可见到一座五烈士墓，正是毛一鹭讨好阉党的“杰作”，其中埋葬了这场民变的五个领头人。推根溯源，毛一鹭自然是凶手，但周顺昌也要负一定责任。

当是时，朝野宵小横行，高尚之人越来越少，东林党已然失去战斗力，那么，周顺昌理应选择蛰伏，谨言慎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再说他本来就是为了回避才告假回乡的，不料又卷入其中，非但令人费解，且抑代价高昂！他若是忍耐一两年，庄烈帝上台，魏忠贤倒台，再以有为之身出仕，为国谋政，为民谋福，其人生自当增值，也不会枉死，更不会引起民变，祸及数条人命。

周顺昌拼血性，错估形势，主观武断，乱扣帽子，缺乏方向和适度，甚或选择性罔顾事实、推波助澜，都是不明智的。后来学者讥为“清流之弊”，实在有道理。（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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