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要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即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

“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地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自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他举例地说，我们所以会从屠夫、厨师那里得到我们饮食所需，并不是出于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怀。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正如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里说，私人的恶德，是公众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原创 李义平 经济观察报 202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