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音乐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其实时间也不算早，只是那天睡得香，醒得晚，睡梦中提起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并不熟悉但也不很陌生的声音。“x老师，我是你的老事。。。”。以外的惊喜让我兴奋，听说老同事马上想与我相见，更使我激动不已。我做好了迎客的准备，在家待得着那一刻的到来。

  他是我刚跨出校门，走上教育岗位的第一所中学的同事---叶先生。他是我们学校英语教研组的组长。是那个年代由机关下放到基层的四个面向的干部。我们在一起共事了2年半，他说找了我好多年了。这次是打电话去我退休时所在的学校，再通过学校的退管会了解到我的电话，分别36年后的今年已是76岁的老同事还能记得我，确实让我感动。是啊，我进学校时才20多岁，现在已退休9年多了，岁月记录下我们的年龄，也记载了我们的风风雨雨。。。

  1972年，上海华东师大根据我的具体情况---父母年老多病，基本上是由当时进驻华师大的工宣队作的主，把我分配到了离我家较近的上海静安区的群建中学。怀揣着美好的理想，迈开了奔赴教育第一线的步伐，来到了我的涉世第一站，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当时的学校还是“读书无用论”占据了上风，教师不需要备课就能进教师，就算是备好了课，也是随时可能被学生轰下台；在那样的大环境里，刚跨出校门当教师的我们，还是那么的单纯，脑海里想的还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每天还是认真地循规蹈矩的写好备课笔记，那些只不过是用来自我欣赏而已。在师大读书时，规定课内应该尽量使用英语的课堂用语，但到了现实中，一节课能用的英语课堂用语，只是连小学生都能懂的几句不能再简单的用语。那样的教育质量对我们没有任何压力，只要能用英语喊几句当时流行的口号就行。松松垮垮的教育，坑害的不仅是学生，也贻误了教师的进取。

  读书无用论彻底地摧垮了“师道尊严”，在学校工宣队员的眼里，教师就是“臭老九”、“臭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当着学生的面，辱骂教师，学生当然也可以在课堂上和老师顶嘴。。。

  为了让我们能更好地接受“再教育”，我成了学校工宣队可以借题发挥的对象，让我带着才6个月大的女儿，跟班带学生去下乡学农。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臭知识分子不去改造谁去。我带了奶粉、尿布、火油炉等婴儿用品去崇明下乡的当天，吴淞口刮大风，在码头上侯船时，女儿受了凉，当晚就发烧，哭闹了一夜。。。班级的学生见我可怜，抽空来帮我带孩子，也让我和这些学生从此结下了非同一般的友情，我们不止是师生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好友。这一切回想起来，既有苦涩也有甘甜。

  现实让原本爱好教师职业的我，怕进课堂，怕上讲台；那几年，心中的烦恼与恐惧不仅仅是在那八小时的工作时。

  为了显示出学校走的不是“白专”道路，当时学校的办公室是以年级组划分，每周一次的教研组活动才能交流教学的事宜。我们共事虽然还不到3年，由于路远，孩子小不方便，我调离了那所工作过的第一个单位---上海静安区的群建中学，来到了虹口区的重点中学---继光中学执教，教师的工作也就成为了我的终身的职业。

  其中教师生涯的第一站，静安区群建中学，当时远近的兄弟学校称之为“柴板中学”，也就是文革中，那所学校经过武打后，课堂都成柴板了，它的破落史没使我产生厌恶感，倒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里记录下了我的学步、起步、漫步的过程，更为我的健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尽管学校现在已不存在，记忆中的那一切依然还在，同事间的亲密友情犹存，我们的联络正在扩大。

  难忘我人生中那一个重要的起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