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玩味：大宋文豪与《诗经》

潇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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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一棵树，古木参天，荫逸绝尘。从汉至清末，遁入其中者，皆摇枝撼叶，啸傲山林。其中，宋代是《诗经》学比较清亮的阶段，当年文豪率引，疑古创新，各有玄妙。

一、欧阳修与《诗本义》

宋代《诗经》学的兴起，源起庆历年间范仲淹的教育改革:“要先策论而后诗赋”，改背诵儒家经典为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就为《诗经》的发展又开辟了一条河道。而从何入口，便是欧阳修接棒指点迷津了。

欧阳修的内心导师是晚唐的韩愈，疑古精神令他率先突破汉唐注疏的窠臼，从否定《小序》开始，探求诗人之意，引入文学意蕴。《诗本义》一问世，被称为空谷足音。

不过，他的童年比范仲淹幸福，仕途也顺利很多，青年成名，生活奢华。《诗本义》既言诗人之意，又道圣人之志。理学思想亦深入肌理，三个角度解诗既充满了挑战性，又不失圆融。成功引领了诗文革新运动。

以《卷耳》为例：

《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矣。

《诗本义》：云卷耳易得，倾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忧思在于求贤，而不在于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说也。妇人无外事，求贤审官非后妃之职业，臣下出使，归而宴劳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国君不能官人于列位，使后妃越职而深忧，至劳心而废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劳，缺宴劳之常礼，重贻后妃之忧伤如此，则文王之志荒矣。

这里面有个后妃干政的演变。

从《小序》看，周代汉时，古人还把辅佐君王，求贤审官也看作后妃的职责之一。成功的范本是圣母大姒，失败的是美女褒姒，《诗》称“哲妇倾城”，被演绎成野心与魅惑不端的女子。以此为始，数百年后，宋人重整三纲五常，规定“妇人无外事，唯以贞信为节，一失其正，则馀无可观也。”也就是除了“以身事人，余无她事”。欧阳修将这种观点渗入诗解，表面上谏责王上废志，内中又明确认定后妃越职，将妇人框定在内帏之中。此后再经朱熹深化扩大，自宋延至千年，女子为礼教所害，魂魄都有三重枷锁。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学儒在晚年都被卷入私情丑闻中，醉翁被告与外甥女有染，朱文公被诬与儿媳偷情。都不同程度折损了名声。或许真应了“妇人无所事”，冥冥中，成毁皆于此。

二、王安石与《诗经新义》

王安石评点《诗经》，意在宣扬变法。

他借《豳风·七月》描绘了一幅理想的政治图画：

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宴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

在理解这幅美妙的画面之前。先看一下王安石以及当时的年代、背景、形势等。

王安石年少成名，16岁步入仕途，先认识了曾巩，再得欧阳修赏识。五年后，殿试名列第一。前景畅朗，却不入馆阁，宁为知县，兴水利，办学校。此后两次被欧阳修举荐，与周敦颐相知。这一轮的朋友圈就够眼花缭乱了。但他无意虚名，志在变法，七年后，37岁的他终于等到机会，面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提出变法。可惜，经过庆历变法失败的仁宗很小心，未能采纳。一直到神宗即位，王安石再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悉数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 1069年，变法终于实现，史称熙宁新法。此时王安石已经年近半百。从熙宁二年到八年，王安石提出奸佞之论，触犯了保守党的礼仪，新旧党争日趋激烈。神宗左右摇摆，王安石数次罢相托病辞官，几起几落。同时，这六年间，王安石写成《诗经新义》，为变法提供了一部圣贤经传的理论根据。他一方面冲淡避世，一方面积极作为，性格上同时有着奋进和归隐两种倾向。

这段义理阐述文慈字顺，义正情浓。是一幅绝佳的社会全景图轴，堪称艺术作品。但联系实际来看，当时贵族生活腐败，财政危机加深，农民起义频发，以及这本《诗经新义》成书时，熙宁新法已经大半被废。文人犹唱“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两相对看，另是一种大悲凉。

颇为文学品读的是这些：

《周南·关雎》，解释“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毛传：悠，思也。

郑笺：思之哉！思之哉！

《诗经新义》：悠者，思之长也。

三者对比，王安石讲《诗》更为精道。“长”字形象，意思无限。不仅体会渐深，且语亲近人。

三、

读《诗》，不求经义高妙，唯求诗意萦怀，安静清和。

《诗经》的过度解读时代已过，如今当如风雨过后，满树枝桠，春来新发，叶舒蕊静，自然清肃到，只可生出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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