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章惇的恩怨

  章惇是苏轼后半生苦难的始作俑者

苏轼的苦难人生中，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朋友”，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苏轼唯一一个先友后敌的人物，此人就是章惇。

章惇是苏轼后半生苦难的始作俑者。

在苏轼的人生中，章惇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后半年的颠沛流离皆是拜章惇所赐。

到底是什么特殊事件激发了二人的矛盾，让章惇必欲置苏轼于死地？史书上并无记载，我们只能从二人性格、所处的环境，还有人性去做分析。

首先是对变法的政见不同，这是二人之间最为明确的分歧。

王安石发动变法，章惇是积极拥护者，成为新党的主力，苏轼认为全面新法过于激进，且弊端明显，一直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尽管二人是朋友，但由于政治立场的分歧，自然而然就要维护自己派别的观点和利益。但这些不足以构成章惇将苏轼当成生死仇敌的原因。

二是党争中的党派间互相打击报复扭曲了章惇的人性。

北宋党争十分残酷，你来我往互相攻击，充满血腥味。

熙丰时期，新党风光，而旧党被打压，苏轼外放，章惇被重用。

到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即元祐时期，旧党重新得势，全面否定新法，章惇等人遭受司马光旧党一派的无情报复与打击。

此时，苏轼并未主动介入对新党的打击中，但由于受高太后、司马光的重用，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动卷入争斗中，且在争斗中，苏轼对章惇的落难并没有直接加以干涉，也没有站出来为其开脱，也许这可能是章惇开始痛恨苏轼的起因。同时，苏辙曾经十分恶毒地弹劾过章惇，也加重了章惇对苏轼的仇恨。

章惇是个极度自负且胆大妄为的人，不然不会在殿试中因为侄子排名在前而放弃功名重新考，也不敢在抓着藤蔓登峭壁、靠近猛虎。在仕途受挫的打击下，章惇内心的恶毒被一点点激发出来。

以至于绍圣年间，新党东山再起时，章惇掌权，便开始了对“元祐党人”的疯狂报复和迫害，

甚至为阻止元祐党人北归，有终身不徙之奏，所以元祐逐客基本是无期幽囚终生流放，其狠毒可见一斑。而旧党之首司马光已逝，影响力最大的就属苏轼，他更是将一腔怨毒都撒在了苏轼身上。

三是政治利益的驱使。

欧阳修、司马光之后，在文坛和政坛上影响力最大的人是苏轼，元祐时期，苏轼官至三品，已接近宰相之位，党争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残酷让章惇十分清楚，要稳住地位必须将旧党彻底踩在脚下，不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最大的威胁就是苏轼，致其于死地旧党才不容易死灰复燃。

四是章惇个性中自负、自大的劣根性使然。

苏轼是个圆融随和的人，在他眼里，世间个个都是好人，“无新无旧，惟善为从”是他的处世原则与个性，所以苏轼一生朋友很多，遇到很多挫折，但又总能快速从挫折中振作起来，涅槃重生后成就更高尚的境界。

章惇个性自负、较真、张狂，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缺少容人之量，经历越多便越容易偏执。

元祐时期苏轼一直反对旧党的“除恶务尽”，甚至公然与司马光对峙，但苏轼仍然受到旧党人士的爱护。

章惇却没有这样的威信和影响力，连新党内部都有很多人反对他，弹劾他，他的心中充满戾气与怨恨。

苏轼被贬到外地，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有一群拥护者、追随者，还总能在烂泥般的政治泥塘中出淤泥而不染，不改初心，活得那么随心随意而又干干净净。

而章惇却不能，他在挫折面前疯狂挣扎，得势之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世俗的风霜中磨蚀得失去赤子之心。

章惇和苏轼原本年龄相仿，早年经历相同，也曾无话不谈，但在世俗风霜的侵染下，苏轼始终坚定、温暖、随缘与慈悲，而他却在权力和欲望的侵蚀下变得更加软弱、自私、动摇、刻薄甚至是冰冷。

苏轼不经意间的一切，正是章惇汲汲营营一生所无法得到的。在权力扭曲下的劣根性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

于是，便有了章惇不遗余力对苏轼的打击，让苏轼后半生颠沛流离。

先是御史赵挺之等人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苏轼在定州任上落职贬知英州。赴英州途中，章惇等不断在哲宗面前攻击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不足以惩罚，哲宗于是又两次对苏轼加重处分，把他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被贬惠州的苏轼，已进入人生暮年。他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平与愤懑，有身死异地魂不得返的忧惧，但在短暂的忧惧和失意后，他迅速振作，将磨难视为人生修行的道场与试金石，很快便内心安定下来，甚至快意地唱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

这种快意更让章惇抓狂，再贬，将苏轼贬至真正的天涯海角儋州。

流落儋州又如何？短暂的彷徨后，苏轼看到的是“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的生机勃勃。

这是苏轼强大的内心、高韬的人生智慧、慈悲的胸怀使然，没有什么是能打垮苏轼的。

就像世间所有的因果一样，章惇也没逃得过因果。从元符三年（1100）开始，不断有人弹劾章惇，先贬为越州知州，再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其亲子孙允许在外指定差遣，不得总是到京师及上章疏，继续贬为舒州（今安徽安庆）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杭州淳安）居住，又移越州（今浙江绍兴）团练副使，迁湖州团练副使。最后死于湖州，葬于长兴（今浙江省长兴县）。几乎将他报复在苏轼身上的手段全部受了一遍，最终惨淡谢幕，留下一身的骂名。

而章惇被贬的时候，恰恰正是苏轼获赦北返的时候，历史真真是把章惇好好地嘲弄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