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景清而空景现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欣赏

 “杏花烟雨江南”的出处是元代词人虞集所著《风入松·寄柯敬仲》。

           风入松·寄柯敬仲

                      作者：元代 虞集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

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

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

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

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译文：在彩绘的厅堂里，姬妾清闲、畅意，独有自己白发纷纷脱落，连簪子也插不住。多次晚上在金銮殿值宿，春风轻柔，万花齐放，惹人停住车马流连。在柔软的春风里，无数次在金銮殿前值夜，为皇帝起草好诏书后，换上轻罗朝衫，宫人执灯（将我）送回归学士院。

皇城的御沟里的边沿还有残冰存在，但残冰的边沿却是蓝汪汪的水在晃动，燕子呢喃迎春。帘幕重重，春寒还没消退，还有谁、敢给你寄信慰问呢？春日江南，杏花盛开，烟雨蒙蒙，如诗如画，令人心醉而神往。 

《风入松·寄柯敬仲》这首词是虞集1332年寄赠给退居吴下的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的，柯九思非常喜欢，“书《风入松》于罗帕作轴”，而且这首词因“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矣”。词的确是写得非常美。

词分上下阕，上阕写当日奎章阁学士院柯九思执勤的日子，词中“几回晚直金銮殿”句可以见出柯九思与元文宗因品题书画而留连光景、不知更漏的情景，而“书诏许传宫烛”也让人明白元文宗对柯九思额外的关心，特意让侍从掌烛送柯九思回去。

下阕写柯九思离开奎章阁学士院后的情形，依旧是春天，御沟的冰渐渐化去，燕子已呢喃迎春，只可惜因为柯九思不在，令人感觉不到春天的暖意。

“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歌拍以景结情，极为警策。“杏花春雨江南”。寥寥六个字，胜过一篇文。通过这六个字，仿佛看到了：春日江南，杏花盛开，烟雨蒙蒙，如诗如画，令人心醉而神往。未加任何形容词，以白描笔法写成，把江南春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可谓妙笔天成。

著名画家徐悲鸿写了一副对联:铁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两句话道出了塞北的刚劲粗犷，江南的婉丽柔美，而杏花一下子也因这副对联仿佛就坐稳了江南春花主角之宝座。 

 唐朝文学理论家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江岭之南，凡足资於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於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这就触及到诗歌的神韵与含蕴了。诗歌要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也就是说要含蕴深厚，言有尽而意无穷。对联被称作诗中之诗，更要处理好“实”与“虚”的关系。即以简练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容，并进一步打开读者的思维空间，使作品含义无穷。如：

骏马秋风塞北；

杏花春雨江南。

这副对联上句六个字，三个词，选取北方三个典型意象，粗略地再现北方的辽阔、威武、豪放；下句也是六个字，三个词，也是选择南方三个典型意象，形象地勾勒南方的优美、柔和、精巧。这两句合成一副作品，则一刚一柔，一豪一巧，相映相衬，饶有趣味。不但如此，它更给我们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国南北的地貌气候是如此，历史人文也相似：北方人粗犷，南方人巧慧；男人高大英武，女人聪慧灵秀；历史上重心在北方的王朝威武豪迈，如雄汉盛唐，重心在南方的王朝繁荣儒雅，如南朝隆宋；北方的文学刚健质朴，如北朝民歌，男方的艺术精致圆熟，如宋代花鸟。

    这副作品仅仅十二个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得力于对联艺术上下相对的对称美，平仄相谐的音韵美；另一方面，它省去了其他一切成分，纯用六个名词组接而成，简练而内容丰富。六个词代表六个典型、常见、形象的意象，分两组分别凸显北方与南方各自不同的地理气候特点，这就为我们拓展了第一层想象的空间，因为它代表的是各自千千万万的事物；两组意象合成一副作品，表达共同的主旨，在两两对比中，更为我们敞开了第二层想象的空间，难道只是地理气候如此吗？这样的现象不是很常见吗？

 清代画家笪重光在《画筌》中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这副楹联意象逼真，又借用了楹联艺术，因而产生了神奇的效果。

 后来吴冠中又将此联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章《论刚性美和柔性美》中又引用了这句话。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散文《听听那冷雨》中，回忆当年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开篇便是“杏花，春雨，江南”，营造一幅迷蒙柔美却不失绚丽的江南烟雨图，把人拉进绵长悠远的思乡之情中。

 徐悲鸿被尊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他主张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提出了近代国画之颓废背景下的《中国画改良论》。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遗愿，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