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或许是热爱生活的缘故，往往高寿。杜拉斯，萨冈，尤瑟纳尔，留在我们印象里的，都是一张张被岁月蚀刻的无比丰富的脸。茜多尼•科莱特，这位法国20世纪上半叶公认最杰出的女作家，也是一样。《花事》的后面有一张她晚年七十几岁时的照片，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一头棉花糖式的狂乱白发，右手支颐，面容松弛，但猞猁般的眼睛里，依旧是任光阴错传也难隐藏的锋芒。
　　这个当年勃艮第村庄里的乡下姑娘，16岁时爱上了30岁的巴黎作家维里，一个徒有虚名、依靠一批枪手写作的活动家。他娶了年轻的科莱特，把刚刚20岁的科莱特，带进巴黎，带进了那个晃动着普鲁斯特、德彪西、法朗士身影的、世纪初的巴黎文艺圈。他是她写作天赋的发掘者，也是最无耻的剽窃者，科莱特最早的几部小说，都被冠上丈夫维里的名字出版，并畅销一时。
　　她隐忍了13年，从20岁到33岁，这些年的多数时间，她都仿佛被工头逼迫的矿工，不断地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和想象，不停地写作一部部署上丈夫维里名字的小说。在《花事》里关于红茶花的一节里，她说，“我的青春要做别的事情而不是自我放纵，也就是说，它得努力，得学习，得自我压抑。”
　　终于有羽翼丰满的一刻，终于得以自由的生活。在那个离婚尚属于不名誉的时代，她不仅离婚，而且离了两次；她在红磨坊的舞台上半裸演出，和女演员在台上公开接吻；她开始一段又一段认真的爱情，背叛或者被背叛，和男人或者和女人，甚至和自己的继子；即便在成为母亲之后，她也依然故我。她要享受，享受蛹破成蝶后的华美世界。她要放纵，即便仅仅为了弥补那些黑暗中流失的青春。
　　花事里面，写了20几种花，玫瑰，百合，铃兰，水仙，风信子，银莲花……每一种花，都配有一张可以撕下来当藏书票的精美插画，以及寥寥千余字令人唇口留香的描述。和我们常见的花草散文不同，科莱特的笔下，没有多少相关诗词、典故的堆砌，也没有俗滥的借景抒情，这些为了一个约定来到她桌上的鲜花，藉了她的曼妙文字，又再次回到法兰西的土地上，回到庭院、大街、以及森林里年轻孩子的手边。因为，那每一种花的花事，无论热烈喧嚣还是温柔幽静，无论寂寥寒冷还是灿烂明亮，在她漫长的、无数次盛开的一生里，都曾经历。她一直记得那些颜色、气息，以及各色花开时这个世界的回声。
　　“若说花事了，幸福知多少，你可领悟了。”那个尚在灿烂盛开季节的王菲曾经唱道。而无论领悟与否，幸福与否，冬去春来，科莱特爱过的那些鲜花，总还是会一年年的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