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诗学观的确立

“《诗》言志”是先秦诸子百家对诗歌本质的一种广泛的共识，也是诸子百家共同的诗学观念。在对《诗》的解说中，儒家建立起了其政教诗学理论体系。

最早对《诗》进行理论总结的是孔子。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是他对古典文献的态度。他企望从古代典籍中来寻找社会改良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原则，在整理、解释古代典籍中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孔子非常重视《诗》，《论语》中论及《诗》有18次。孔子诗论有三大部分:一是《诗》的作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二是《诗》的品格:“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三是《诗》的本质:“诗无离志,乐无离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情志并举的“无邪”（《论语·为政》）说。

应当看到，孔子并不是把《诗》看作文学的一种，而是把它视为培养合格的人才的教科书。他看到了诗歌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因此，在给学生解诗的过程中，孔子不断地将“淫诗”作了伦理化的阐释。例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乐：“《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始》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这两则都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前一则，子夏所问之诗见于《诗经•魏风•硕人》，这首诗本是描写女子美貌的，但孔子却从“绘事后素”中引申出了先仁后礼的道理。而子 夏从老师的解释中，领悟出以仁义为质地，以礼仪为文采的道理，深受孔子的称赞；后一则原是赞美一位风流倜傥的美男子的，但子贡从老师的话中受到启发，于是引出品德修养犹如琢磨玉石当不断提高。

孔子一再强调《诗》在培养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中的重要作用。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识名。《论语•阳货》

孔子认为诗、礼、乐诗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阶段。“兴于诗”据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为什么修身要从学诗开始呢？因为人的道德修养总是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诗歌正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来激动人心，而《诗》在孔子看来，以其“无邪”的内容和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义的依据。这从上引孔子与学生对《诗经》中有关诗句的讨论，就可看证明。之后，再通过学习礼节仪式、用音乐陶冶性情，来完成对个体的道德修养的培养。

孔子注重的“诗”的功能是与他的政治伦理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兴观群怨”论，则是他对《诗经》的社会传播功能的强调，可以说是中国诗学道德教化论的滥觞。孔子以诗的思维方式和伦理情感为基础,通过教化达到向仁向善的政教意义,这对中国诗学思想影响极其深远。

孟子时代,对于《诗》的理解已出现许多问题,所以孟子提出理解《诗》要“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以意逆志”(《孟子·尽心下》)。这的确是全面、深刻理解《诗》的正方法。但孟子说诗仍是断章取义的方式。在孟子看来,要是符合善的,就一定是美的。养浩然之气是向善真美努力,由此把《诗》与作诗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从对赋人的“志”的关注转向了对作诗人的“志”的关注。

荀子首先把“情”和“志”分而论之。荀子的性恶论，先肯定了人的情志的个体性，他认为这种个人的情志需要社会伦理的教化和制约。《荀子·乐论》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荀子所说的情感,并非人的天然情感,更不是审美情感,而是他所倡导的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情感。音乐所表现的情感性质,不能越出礼义之道的范围,因而必须“以道制欲”,才有真正的愉悦和快乐:“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要以礼义制约感情,把情感纳入伦理之轨。荀子明确提出“诗言志”,强调诗要“明道”,明“圣王之道”(《荀子·效儒》)。《荀子•儒效》这样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微也。

这里的“志”，不仅包含“思想”，还包含“情感”的意思。而且，这个“志”不再指说诗者的志，而是指作诗人的志，“圣人之志”。这就把儒家规限的要典，与“志”和“道”联系了起来，与“百王之道”结合在一起,使之都带上了政治伦理教化的意味，指明诗的使命,开了“原道”、“明道”甚至“载道”的先河。这是诗体的自觉,也是诗的本质的自觉。

荀子的诗学思想对汉儒的诗经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礼记·乐记》与《毛诗序》对音乐与诗歌中情感因素的认识,都继承着荀子《乐论》的传统,强调情感的伦理道德属性。

《毛诗序》对“诗言志”在先秦的意义上作了新的解释，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将“志”与“情”联系起来，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

《毛诗序》首先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其次，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也就是说，诗是发动于内心的“情”外化于“言”的产物，是通过“吟咏情性”来“言志”的，所谓“言志”即是表情。虽然，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可以看出，作者是企图将言志功能与言情功能作一个理论上的折中。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同时又指出诗是“吟咏情性”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把“情”“志”统一了起来。

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有大量的有关论述。

《荀子·乐论》云: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生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礼记·乐记》云：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共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乎好恶，而反人造之正也。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是何等地重视音乐和乐教。音乐不仅与伦理、政治相通，而且又是同“礼、刑、政”并列为治国之根本。由于音乐具有一种特殊的感化力量，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情感能够产生潜移默化而又强有力的影响，故能达到移风俗、善民心、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政治功效。从另一个方面看，通过音乐，可以观风俗、知盛衰，而后治道备。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知乐，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参政。所以，对于贵族子弟来说，接受音乐教育，决非等闲之事。在《周礼·大司乐》中，还记载了对“国子”进行乐教的基本内容: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 《大磐》《大夏》、《大渡》、《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从“乐德”、“乐语”、“乐舞”的内容上看，乐教实际上是包括了音乐、诗歌和

舞蹈这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

《毛诗序》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的《乐论》和《礼记•乐记》两文，连文字都大致相同。不过上述两文是论乐，《毛诗序》用以论诗罢了。《毛诗序》中还保留有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韩湖初，陈良运主编《古代文论名篇选读》，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P68）

但是也应看到，首先，《毛诗序》所强调的情，不是个人之情，而是“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世情，如治世之情、乱世之情、亡国之情等等。这种世情，主要是群体之情。其次，《毛诗序》在肯定诗歌表情特点的同时，也给诗歌提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这一要求，实则是接受了儒家诗教的产物。孔子就强调诗“无邪”，力倡 “温柔敦厚”的诗教，《礼记•孔子闲居》又载孔子言：“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至所至。礼亦至焉。”上述孔子论述的精神实质均集中载“诗言志”的“志”必须符合儒家伦理政治规范这一点上。《毛诗序》只是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层意思罢了。

儒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以伦理学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儒学所提倡的“仁”，就是要求个人钳于君臣与父子这个社会与家庭的正常的秩序之中，个人服从于社会，形成儒家的理想的和谐王国。这样的学说，自然要限制和制约个人的性情，强调合于秩序的理性，而不提倡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情感。尤其是汉代儒学，是一个杂糅谶纬神学思想的儒学，神授的君权，更对士人的思想和人性形成双重的沉重压迫。所以，汉儒们在论述诗歌是人的感情之表现时,还是着意于通过人的自然情感来唤起人的伦理情志,人的情志必须“止乎礼义”。《诗大序》还特别强调了诗的教化功能,风、雅、颂、赋、比、兴一一被赋予了政教使命,特别是《毛诗》将三百零五篇,篇篇赋予了圣道王功的神奇力量。在儒家经学语境下的《诗》,不是文学作品,而是被铸造成一部道德经典、王道政治的教科书，“志”被就解释为“圣道之志”，具有理性内涵和教化作用。汉儒的阐释显然偏离了“诗言志”之说的原始感性取向而将之强行规整到道德理性取向之上。特别是经过汉儒们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 “言志”说遂成为诗歌创作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儒家把伦理情感视为整个社会的稳定统治的基础,所以也要求诗把伦理情感作为全部内容的基础。儒家的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正是为了以诗中的伦理情感去规范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然情感,从而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政治效应,以巩固社会礼制的稳定结构。他们的诗学理论批评核心,是强调诗可以影响人心（情志）善恶而决定政治的良窳。“诗—情志—治道”这个模式,就是“诗言志”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