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之考辨

对“志”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便会产生对“言志”说的不同阐释。“志”的解说是“言志”说的核心。所以，后世对“诗言志”命题的讨论，首先集中在对“志”的涵义的考辨上。

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志”的最一般的含义，与“诗”是相通的。在汉代，人们即多训“诗”为“志”，如：许慎《说文解字·言部》:“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郑玄注《尚书·洪范·五行传》:“诗之言，志也。”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诗，志也。”王逸注《楚辞•九章·悲回风》亦云“诗，志也。”《诗谱序》孔颖达疏引《春秋说题辞》:“诗之为言志也。”杨树达《释诗》说:“‘志’，字从‘心’，‘止’声，‘寺’字亦从‘止’声。‘止’、‘志’、‘寺’，古音盖无二。……其以‘止’为‘志’，或以‘寺’为‘志’，音近假借耳。”他还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赋不出郑志”之语，认为此处“郑志”即“郑诗”，故“古‘诗’、‘志’二文同用，故许（慎）径以‘志’释‘诗’。”（以上所引杨树达语均见《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闻-多在《歌与诗》中也同样得出“‘诗’与‘志’原来是一个字”的结论，并说: “‘志’字从‘止’。卜辞‘止’作‘ ’，从止下一，象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止’本训停止。”又:“‘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止在心上亦可说藏在心里。”《荀子·解蔽》：“志也者，臧 (藏)也。” 注:“在心为志。”正谓“藏在心里”。故《诗序疏》所谓“蕴藏在心谓之志”最为确诂。《毛诗序》说得更为明确:“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简言之便是“诗言志”。

既然“志”的本义是停在心上或藏在心中，因而在秦汉典籍中训“志”为“情”、为“意”者亦非鲜见。《左传·昭公十五年》太叔答赵简子问礼，说:“民有奸、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气。”孔颖达《证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人又以“意”为“志”，《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尧典》：“诗言志，歌永言”，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广稚·释言》曰:“诗，意也。”《汉书·司马迁传》引董仲舒语曰:“诗以达意。”在这些诠释与理解中，“志”的内涵就是“情”、“意”，也就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与意志。所以。“言志”的本义，无非就是言情、言意。关于这一点，唐代孔颖达在《诗大序》《正义》中说得较为明确：

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志”与“情”、“意”是完全等同的，诗所要表达的就是诗人内心的情或意。换言之，诗既是诗人内心志意的抒发，也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情动于中”，这就是诗歌产生的本源。

    闻一多在《歌与诗》中，从诗的发展过程来分析，对“"志”的含义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他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既然“诗”为“志”，“志”又是“藏在心中”，那么，“诗”或“志”也就是记忆，也就是指诗的最初的记诵。他说:“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所以诗有时称‘诵’。这样说来，最古的诗实相当于后世的歌诀，如《百家姓》、《四言杂字》之类。”因而“记忆”便是诗或志的第一个意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次，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便代替了记忆，“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如《管子·山权数》:“诗所以记物也。”贾谊《新书·道德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出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志物”也好，“志理”也好，“志”总不外乎记载、记录之意。在先秦的典籍中，引到“志云”的不下十几处，皆指“记载”之书，而且又都是韵语 (即诗)。再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来看，商、周时期的诗本与外交、战争、祭祖等重大宗教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包括了对重大宗教政治动的布告、记述和评论，有政治历史文献（史）的性质。因而“记载”便是诗或志的第二个意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再次，与此同时，人们为了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使用文字力求经济简便，于是散文应运而生，逐渐倾向于用散文体记录事物和道理，而诗 (韵文)则更多地用来抒写“怀抱”，使得诗的“事”的成分渐少，“记”的作用渐微。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成为人们公认的定义时，便已经开始用“志”来专指“怀抱”即“情”“意”了，这便是诗或志的第三个意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三个主要阶段。我们只要细心体察一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令学生“盍各言尔志”，就可以发现，春秋时期所谓的“志”，的确含有“怀抱”这一含义。朱自清先生在深入探讨“诗言志”学说时完全接受了闻一多先生的“怀抱”之解。而“怀抱”的含义确实比较宽泛，既包括了理性的思想，也包括了非理性的情感。但问题在于，将这个被解释为“怀抱”的“志”纳入到最初的“诗言志”学说中，它还包括不包括那些非理性的情感呢？

从“诗言志”说产生的年代以及对诗的解说看，春秋时期，谈诗最多的莫过于《左传》和《论语》了。

先看《左传》，据有学者统计，“志”字在《左传》中约出现60余次。 杨伯峻先生按词义分为6类，其中两类属于书名；有两类动词分别释作 “表明、记住”；“修明、表识”；另一类名词，释作 “斗志、勇气”。而大量的意思仍是名词“志向，抱负”，如僖公十五年、二十二年、十八年，襄公四年，昭公十五年等近40处。如僖公十五年载：

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家仆徒为右。乘小驷，郑入也。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维所纳之，无不如志。”

这是关于秦晋之战的一段记述。晋军三败，晋侯则另选从郑国进口的小驷马驾战车，庆郑就以古代重大战争为例，劝说晋侯用国产的战马。其“无不如志”的“志”，从字面意看，似是指国产战马善解主人心意，听从主人使唤，实质上是指能满足国君取得战争胜利的政治抱负。

再看《论语》。“志”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6次，依杨伯峻先生的注释，做名词“志向”讲的有12次；作动词“有志于”讲的4次，都与感情无关。如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颜渊、子路侍。子曰：盍（何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陈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

前一段中“观其志”的“志”，明显是指“志向”。因父在，作儿子的无权独立行动，所以观察的只能是他的“志向”。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句，可知这个“志向”应为父亲人格修养中好的东西（道）；后一段师徒三人所言之“志”，无疑是“志向”了。两个弟子的“志向”是关于修身，孔子则是讲述其治国的政治抱负。

再从接受角度看，作诗往往是个人性的行为，故总以“吟咏情性”居多，这有十五《国风》和《小雅》中许多诗篇为证。然而，从献诗、赋诗这种当时特殊的用诗之学来看，因献诗、赋诗者身份、地位及赋诗场合、目的的特殊性，所赋之诗章、诗篇都已被纳入政教礼乐的轨道，诗人的瞬间情绪和个人感受已然被改造、提升、泛化为公众的意志，诗的意义也已被重新确认，因而，“虽然所唱只是些当时流行、人人习熟的某一首旧诗，但在唱诗人心中则别有所指，借他所唱来作讽谕。”（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成都：巴蜀书社1987，P97）这“别有所指”是什么呢？瞽矇和公卿列士献诗的目的是长君之善正君之过，太师教诗的目的是培养行人，使之能专对能达政，二者之志自然多属家国之志而牵涉政治。这往往与作者之志、文本之义不能同一，因此，“断章取义，予取所求”成为用诗之学的方法论指导。在这个语境中，钱宾四先生的下述结论可以得到恰当的安顿：“可见‘诗言志’，古人多运用在政治场合中，所言之志都牵涉到政治。”（同前）都是事关政治教化、国家利益的“公志”，而非赋诗者个人的“私志”。也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才能比较容易理解《诗大序》的以下一段话：“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一人”系谁，献诗者也、赋诗者也，若谓凡作诗者皆有此担当，未免过甚其词。其中之“风”乃讽喻、规劝之意，“雅者，正也”，皆非体裁义。

因此，可以认为，“战国以前人们既没有文学观念，也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诗歌的抒情特征，人们只是把《诗三百》篇作为政治历史道德修养的文献来看待的。因此，不论提出作‘诗言志’还是赋‘诗以言志’的学说，其‘志’都主要是指作诗人或赋诗人的政治抱负、道德修养、或政治生活中具体愿望，还没有包含抒情诗中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尤其是个人的私情。”（参见徐正英《“诗言志”复议》，《中州学刊》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