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一小学男生童童（化名），因没完成养母布置的课外作业，而遭到养母殴打、导致全身多处皮肤受伤。因为此事，童童的养母李某某，已被警方刑拘，童童被亲生父母带回安徽农村老家抚养。童童生父表示，“我们并不怪他们，也不怨恨他们，希望童童能尽快回到南京，继续上学。”童童也嚷着要回南京找妈妈，说妈妈平时对他很好。这次挨打是因为自己撒谎了，今后再也不惹妈妈生气。（4月6日《现代快报》）

人心善恶、世事复杂，若单单依靠法律调节，或许远远不足以妥善应对。以南京虐童案为例，此事刚刚爆出之时，见证者无一不是怒火中烧。可随着后续报道的展开，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这起针对孩子的故意伤害事件，俨然又有了不一样的意涵。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家庭的渊源，听到了当事男童的“意愿”。在此前提下，呼吁“剥夺监护权”的网络发声，难免也变得底气不足吧。事实上，经由此事公众更该确信，“保护儿童”从没一套可以简单套用的行动方案。

长久以来，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极少有由于虐童而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先例。恰是有鉴于此，每每有此类事情发生，舆论便会习惯性倡议“激活沉睡法条，依法剥夺监护权”。而从童童一事可以得知，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前因后果。这意味着，轻率地强行终止监护关系，很可能会让受害儿童的境遇变得更糟。试想，童童被交由养父母抚养，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内，真的就是对他好吗？

此事中，媒体所呈现的“后续消息”，无疑值得各方正视与反思。它不仅告诉围观者们，要多些耐心、审慎发声，避免因道德义愤，干扰正常的执法和司法选择；同时也提醒职能机构，要坚持专业主义的立场，仔细查核、周密权衡，从而做出最合适的决定……时至今日，整个社会最该在意的，并不是一个“大快人心的结果”，而是最终结果的产生过程！民政、警方等等部门，能否秉持清晰的标准，以富有说服力的努力，让此事妥帖收场？

处置虐童事件，从来都是一个专业化、体系化的工作。这既包括基本事实的认定，更包括心理干预、社区矫治、定期回访等等具体而微的部分。凡此种种，我们的职能部门，并未形成一套成熟的流程标准与工作方法，这客观上导致了每每应对虐童案，都显得手足无措。也恰是基于此，司法机关几乎不会判决“剥夺监护权”——明晰现有执法水平与公共救助的局限，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虐童案总能引发轩然大波。

显而易见的是，保护儿童免受家庭虐待，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出现，都是检验并提升职能部门工作能力的一个契机。就童童案而言，其最大的价值，绝不是变成“剥夺监护权”的判例，而在于由其中产生的执法、救助经验，能够给今后的“反虐童”事业提供参照。须知，避免给一起虐童案强加上各种额外的诉求，同样是各方的道义责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