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了“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宣布自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也就是5个小时之后，将实行小客车限牌、限行措施。今后，该市汽车牌照增量指标采取无偿摇号和有偿竞价相结合的方式。受此消息影响，当日天津各大4s店均人满为患，4S店也挂出了连夜经营的通知，市民“抢”车如抢购白菜一般。（12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施行汽车限购，天津市府可谓雷厉风行。只可惜，措手不及的市民，未必会对这份“高效”表示理解。一夜慌乱之后，压哨抢购的人们，很可能并没争来一车半牌。不少人，在新政策新鲜出炉之际，便不幸地沦为第一批“失落者”。而在今后更长的时间里，必将还会有更多人，成为“限购”规定的牺牲品。按照官方的逻辑，这叫“个人利益给公共利益让位”。然而，民间发声显然有不同见解。

在不少人看来，天津此番汽车限购，过程仓促、草率行事，既未尽事先告知义务，也不曾留出必要的缓冲期，简直堪称“罔顾民意、傲慢无礼”——按说，限购一事兹事体大，总得开个听证会、征求下意见吧？凡此种种，公众抱怨颇多，但天津政府的凌厉做派，却也似乎不无道理：“限购”若不即推即行，势必导致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的抢购风潮。由此导致的市场异动，怎不危险？

在过往，油价上调老是“半夜鸡叫”，而今天津限购汽车，竟也学会了深夜突袭。倘若再推而广之，我们还应该发现，众多公共政策的“急转弯”，往往都是忽然放出、快速生效。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决策效率，以既成事实来消解阻力；另一方面，也是为提防市场过度的应激反应，尽可能压缩波动周期。毕竟，“抢车如抢菜”的疯狂状态，总归越短越好。

天津突行汽车限购，“突行”也许有理，“限购”却未必成立！所谓限制购买，与生俱来带有反市场的基因。用行政干预扭曲自发的供求秩序，固然能减少汽车保有量，然而其弊端也一再被提及。比如，给权力寻租、黑市交易提供了空间；客观上增加了市民的生活成本；以及影响了汽车产业和相关就业人口的福祉……

汽车限购，当然有助于治堵和治污。只是，其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益处，是否能与那些隐性的利益损失相匹配，或许仍还存疑。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效仿北京、上海限购汽车，公众却不曾看到，一份关于京沪经验的系统梳理。自始至终，针对汽车限购政策的利害得失，都缺乏一套量化的效果评测，在此背景下，公众又怎能相信，天津等推行限购，是理性权衡的最优选择呢？

就这样，一直以来，关于汽车限购，官方与民间的话语交锋，似乎都处于某种宏观描述的状态。由此，想象多于实证，精准测效索性无从谈起，更遑论最终就此事达成和解与共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