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着重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两个主要方面做了规定。意见指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从重处罚；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10月24日新华社）

一段时间以来，性侵幼女案频发，已成正常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此番，最高法等联合发布针对性《意见》，显然意在以法理层面的正本溯源，来为未成年群体构建最坚实的维权地基。事实上，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历来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治理路径。具体到“惩治性侵未成年犯罪”而言，无论是对相关罪名的二次解释，抑或是对罪名认定尺度的必要收紧，无疑都会给现实的法务实践带来极大帮助。

通观此次《意见》的行文措辞，其所传递的最强烈信号，乃是宣示了对幼女的“绝对保护”，也即“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在此背景下，今后案件审理环节，犯罪嫌疑人辩护难度势必陡增……而众所周知，拉升犯罪成本、降低入罪门槛，对于震慑犯罪冲动、减少发案概率，一贯作用明显。须知，这绝非是“重典治乱”逻辑，而是综合考虑到，性侵幼女事件中双方的行动力、认知水准、举证能力等等因素，而预留的理性倾斜。

法律既是对稳定道德观的确认，更是一套提供明确预期的缜密规则体系。从此角度看，最新的《意见》，相较于旧有文本表述，纠偏补漏之意味可谓十足。比如，“不以给付金钱财物与否，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以财物引诱奸淫幼女，以强奸论处”一类说法，显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修正。因为，在过往的实践中，“嫖宿幼女罪”已一再被滥用，甚至成为犯罪者谋求减罚的后门。故而收缩该罪名的适用范围，对相关案件中的司法追责，注定是一大利好。

《意见》的出台，必将导致嫖宿幼女罪的弱化。一方面该罪名被边缘化，从而事实上成为，极少会用到的例外条款；另一方面，环绕“幼女性侵案”的法律架构归一化，以“强奸罪”为主线的诉讼秩序，被进一步确立。经此梳理之后，警方破案、检方起诉、法院审判都变得更为简单和明确。更重要的是，法律体系实现了逻辑自洽和清理完善——常识是，逻辑自洽乃法律“有效”的前提之一；而对立法文本的清理与完善，则意味着司法实践的效率提升。

事实上，提升性侵幼女案中司法追责的效率，实乃此次《意见》出台的主要考量之一。这通过罗列出的“七种从重处罚情节”，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国家工作人员性侵幼女从重处罚”一条为例，其显然考虑到此类行为多半涉及滥用职权等情况，用将之列为“从重情节”的方式，或可实现合并追责的目的……凡此种种，《意见》所流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司法追责高效化的发力，对于捍卫幼女权利，都定然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