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上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措施》，计划要求，市交通委和市环保局牵头规划低排放区，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计划提出，2013年底前，北京将研究完善并出台小客车分区域、分时段限行政策；同时规定, 自2014年起，凡进入北京六环路内（不含）的外埠车辆必须办理进京证。（9月2日《新京报》）

北京治堵，又推新方案，虽然力度空前，内容依旧无甚新意。无论是开征拥堵费，亦或提高外埠车辆进京门槛，其所奉行的，皆不过是传统的治理路数。一方面，祭出万能的价格杠杆，拉升用车成本从而压抑需求；另一方面，则通过强化行政设限，给外来者持续施压逼其自觉“离场”——长久以来，北京治堵沿着这两条路越走越远、越走越急，全无反思精神和创造力可言。

即便创意贫瘠，北京治堵新动向，还是引发了广泛关注。毕竟，在各地皆堵的语境下，首堵北京的策略选择，一贯具有某种风向标意义。一个自然的疑问是，若北京果真开征拥堵费，会否引发各个大城市争相效仿？过去数年内，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皆流露出强烈的征收意愿，只因公众强烈抵制才作罢。可以预想，北京“敢为天下先”，极可能推动上述城市，打破官民博弈的脆弱平衡。

“拥堵费”是否该收？各方早有成熟见解。反对意见大致如下：其一，很多用车需求是刚性的、缺乏价格弹性，不会因拥堵费开征而减少；其二，车主既已缴纳了不菲的购置税、牌照费、车船税等，断无义务再交新收费；其三，专款当专用，拥堵费尚无法自证用途正义、程序合理，自然不具备合法性……只可惜，北京一声“开征”，就直接跳过了种种民意诘问，自行其是、姿态倨傲。

此类回避讨论、一意孤行的公共决策模式，显然与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它旨在以“先行先做”造成既定事实，继而从根本上，使民众的反对声失去意义——当木已成舟，所谓“质疑”还有何价值？此一堪称狡黠的行事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决策效率，但长远来看势必会消解各界的“治堵共识”。试问，当某政策的出台过程羞辱了多数人，又怎可指望他们今后予以配合？

征收拥堵费、限制外埠车等等政策，事实上都不乏拥护者。特别北京本地居民中的相当部分，都对其持鲜明的支持立场。问题是，职能部门为何不以之为依据，与反对者来一场光明磊落、对等坦诚的辩论呢？一个文明的城市，理当在充分吸纳成员智识、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一同决定今后的治理之路。须知，“怎样治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敲定治堵手段！

创意寥寥、徒有“勇气”的北京治堵新方案，呼应着职能机构一以贯之的偏执与虚躁。恰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连年“治堵”收效甚微，却制造了一系列裂痕：有车族与无车族，本地人与外地人，彼此间相互埋怨、排斥，渐渐忘记了对所处城市的共有担当。其后，“治堵”沦为专职部门的专门工作，而非全民共同参与的事业，又怎可最大程度谋求合力？于此，非得纠偏而无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