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晚9时许，在成都市一环路北四段发生一起伤人案件。一男子在42路公交车上持刀行凶，下车后沿街道一路伤人。随后,民警到达现场对正在行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果断处置，在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击伤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截至目前，15人受伤，3人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8月26日《华西都市报》）

或许，你永不能想象这幕图景。疯狂的暴徒，先在车厢内挥刀行凶，下车后又继续一路伤人，一瞬间死伤惨烈、血腥不忍视。就这样，失智失控的个体，在公共场域，制造了一场骇人的悲剧。夜晚9时，突如其来的噩梦，比暗夜更黑——这是一种黏稠的、绝望无助的黑。同胞决绝戕害之痛，又怎是那些柔弱的人心可堪承受？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毫无逻辑、令人错愕的妄杀事件，一次次发生。恰如潘多拉魔盒，滥杀的门阀一开，高度雷同的灰暗情节，注定循环往复不断重演。25日夜，成都42路车上的梦魇，极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前的安阳“819劫案”。又有谁能说清，这两者间是否存有一丝关联？暴力事件的悲哀轮回在于，后来者总会向先例靠拢。阴暗之徒，一贯乐于籍此寻觅灵感、想象快感。

狂暴的病态个体，已然使这个脆弱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于此，人们一再感叹“戾气飘荡，人心易燃”。只不过，这般愤怒遗憾，又有何用？一旦某人反社会人格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已归入“不可说服”的群体。提防他们爆发为恶，诉诸于情感感召，多半为时已晚、于事无补。说到底，如何应对潜在危险群体，终究是一个极复杂的社会治理命题。

从安阳到成都，雷同的公交惨案中，总有那熟悉的“厌世”眼神。 冷血无情的行凶者，何以这般万念俱灰、冷酷无情？为此求解，我们时常将之归因为种种宏大的存在，比如底层生活困厄、社会公平感消弭、维权通道不畅云云。可是，据媒体披露，“819案”中，嫌犯的最初诱因，不过是“与邻居纠纷”；而25日的成都公交伤人事件，凶手的初衷竟是“因经济问题与家人不和”。

故事的起因，何其琐碎，又何其令人无语。不知何时起，“杀人”的罪感与启动门阀，竟降格成稀疏平常的宣泄手段？人之为人，缺乏对生命的起码敬畏；对“杀人”之事，毫无一丝恐惧与忌惮，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那些古老的、不言自明的禁忌，正在悄然间消失。因而，那些反社会人格者看来，“自己不如意，就是祸害他人的理由”。是非认知颠倒至此，环境浸染之力，总归难辞其咎。

面对一次次的惨案冲击，这个社会总不忘呼吁消除干燥戾气、消解人心坚硬。但在此之前，“恢复那些失守的禁忌”，或许是更迫切要做的。“总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一个健康的社会，有义务在所有人的认知深处，恢复基本的禁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