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毕业于某音乐学院的李宇锋，进入广东兴宁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工作。当地人发现，李宇锋的父亲正是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对此，李思中说“兴宁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 据透露，所以有这个“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乡镇党委书记事多、压力大，“安排子女就业，也算补偿一下。”（4月14日《南方农村报》）

从萝卜招聘到公开关照，“子以父荣”的官场暗影，悄然间弥漫、扩散。借由李氏父子的言行所为，透过那若隐若现的“不成文规则”，公众足可窥见公职招聘中，规则与底线的又一次溃败。于是我们相信，“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诞”。当欠缺自律的官员，遇到外力约束的疲乏，总不免制造出一系列挑衅民意的离奇故事。

公考竞争惨烈的时下，李宇锋的“一帆风顺”，实在叫人羡慕嫉妒恨。这一切，当然得益于那条“解决领导子女就业”的土规定！在此间官场生态中，官员的行政职务，往往能衍生出极大的“个人能量”，由此导致 “公权的私利化”，恰是李思中们得以“福泽子孙”的发生机制。在一套“公私切割”不清晰的公职体系内，公平的、无偏见的“招聘”，只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景。

 事实上，“造福自己人”的公职招聘,公众已见识太多。但，此次“兴宁模式”因其公开化、台面化，将那种“私相授受”的灰暗传统又进一步，故而围观与解读的价值陡升。此事件所传递的最大信号，乃是某些官员“职业耻感”和“是非立场”的深度退化：对明显的违规做法，已经懒于遮遮掩掩；对或会遭遇的“处罚”，也已甚少畏惧、淡然置之……

非但如此，大谋私利的官员群体，还会祭出各种托辞，努力将自身的败德行为合理化。比如在兴宁，“安排子女就业”就被说成是“对官员辛苦工作的补偿”。只是谁都知道，此番自顾自的话语逻辑，着实不值一驳。一来，官员履职，既已获有各种薪酬、补贴，何以还有脸面“惠及子孙”？再者说，行政系统雇员招募干系甚大，又怎可随意用来“大送人情”？

“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工作”，兴宁的此一大气手笔，不能不叫人感叹，当地公职机构消化能力之强大！可以想见，不看能力、不计经验、唯“父”是举的公招背后，必对应有相当数量虚职、闲职的存在。这部分“职位”所产生的价值有限，却成为公共财政的巨大负担，乃至最终沦为给少数人的 “派送福利”。

说到底，相比于李氏父子的所作所为，兴宁那犹遮半面的“不成文规定”，显然是更大的恶。它不仅意图将暗地的“公招黑幕”合法化，更从根本上消解了，当地官场自觉自律、彼此监督的健康基因。从更长远看，借该条款招募而来的、未经筛选的“官员子弟”，也必将拖累公职系统的履职效率……一项弊政推行之初，“多输”结局就已注定。只是，疯狂分食权力盛宴者，一贯不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