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查报告日前发布，调查显示多数公众积极评价近三年来教育公平改善的状况，但仍有26.7%的公众对彻底治理“择校热”缺乏信心，另有24.3%的公众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有分析认为，对于现在上学读书、将来能改变命运之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的是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信心。（3月20日《燕赵都市报》）

或是为迎合媒介时代的传播规律，似乎任何一项庞杂、细密的数据调查，到最后总逃不过被归为一句的宿命。顺着该逻辑，“超两成人不信‘教育改变命运’”的结论，被提炼而出并引发广泛热议。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谁能说清，这个“比率”是低是高，预示了乐观还是悲观的格局？事实上，在一个取向多元的社会，公众对“教育”的定位，也许早非“改变命运”那般简单了吧。

在一种惯常思维中，人们是否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被解读成是“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指数”的直接体现。特别在进取年代内，人们迫切憧憬着，能用学历和文凭置换实利。然而回头来看，此般思路，颇有将教育功利化的嫌疑……“教育”的确定功能，只限于传承知识、提升修养、塑造认知观等抽象层面；“改变命运”，或曰“在身份与财富方面改变命运”，其实只是教育的附加价值罢了，属于“有则有矣，不可强求”的那一类。

成熟的社会内，公众对教育之功能的判断，本就当有更理性的厘定。我们不应在“教育改变命运”与“读书无用论”间，强迫自己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毕竟，“教育”的作用，很多时候并不能换回立竿见影的“收益”。接受教育，终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实际上，随着时间推延，是否相信“教育改变命运”，极可能已无关民众对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信心。

更大的可能是，我们已默认了教育欠公、社会欠公的事实，然后才把该结论移植到，对“超二成人不信教育改变命运”的剖析之中——“先预设立场，然后寻觅论据吐槽”，这是情绪宣泄而非严肃分析的路数。当然，除了“公平论”视角，分析人们是否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这一命题，也还有着许多别的路径。比如，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的过度，造成了诸多毕业生低水平就业，由此看教育的“效用”确实降低了；再比如，大学教学由知识型向技术型的转变，也确实调高了民众对于“教育改善生活”的预期。

那么，“超二成人不信教育改变命运”，是否是个令人遗憾的数据？为此作答之前，我们先当明确，教育对命运的改变，从不仅限于那些显见的、功利的作用。特别在这样一个学历教育饱和的年代，你我更必要改变过往对“教育换取实利”的偏执信仰。如其不然，只是徒增烦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