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见义勇为人员所得奖金或者奖品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意见要求保障低收入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包括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住房困难，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优先就学，公益行岗位优先安排就业等。（7月26日新华社）

为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兜底，国务院的新“意见”可谓全面而周到。借着新规的出台，“做好事者”长期面临的尴尬处境，想必可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因为在过去，职能部门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治、奖励、扶持等，历来处于“各自为政”的混乱境地：不仅如何“救助”缺乏统一规定，且“助”与“不助”，本身就弹性极大、随意性极强。所以，此次自上而下发布明确“指导”，当可有助于相关政府义务的确立，以及推动一种新社会传统的形成。

从古至今，见义勇为在我们的文化思维内，都被视作自我牺牲、利他主义的典型形式。其隐含的道德期待或许是，“助人”、“救人”是高尚的，且理所当然不求回报。有鉴于此，相当长时间内，见义勇为者一贯“羞于谈论报偿”，且民众也心安理得地，默默围观着这群人的“美言美行”。当然，政府层面对见义勇为人群的补偿一直存在，只是这个过程多少信奉着，“做则加分，不做无罪”的狭隘逻辑——摇摆的官方态度，造成民众心理预期不定，导致见义勇为风险极大！

历史行至当下，某些事情已在松动。事实上，在“意见”发布前，各地针对见义勇为的奖励规定，零零总总、各有侧重，纷纷择机颁布。这股“立法”新潮，固然与世风日下、美德不彰关系密切——社会治理者，隐隐试图以实利“购买”、刺激美德与义举的回归；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对见义勇为的奖励、救助义务，也更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基因——人人生而平等，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没有义务为他人牺牲。“见义勇为”，带有一定程度的“利己心”，是绝对合理的。

国务院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将各地的零碎尝试捏合成型。试想，新规推行开去，“见义勇为是否该求回报”的争论，从此便被搁置起来了，或者至少不再有拿来讨论的迫切性——既然法律层面，已经确定了政府的“回报”义务，再争辩该与不该，又有什么意义？“意见”旨在营造一种既定事实，巧妙避开无谓的口水论战，从而保障见义勇为者“虽不求利，利自来矣”……

“见义勇为”稀缺的时代，降低见义勇为的道德负担，是必须而为的动作。以“意见”出台为符号的一系列努力，无非是为配合某种去“高尚化”的趋势：这个社会，终于放弃了对“英雄”的乌托邦式想象，认可见义勇为者，获得利益回馈的天然资格。自此，“羞于言利”，或许仍是“助人者”的自我信仰，却不再是外部世界对他们的畸形重压。也许可以说，除了“见义勇为”，不对见义勇为者要求更多，才是产生更多见义勇为者的前提。

“见义勇为牺牲，至少补43万”、“所得奖金、奖品免征个人所得税”、“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凡此种种最直接的影响想必是，令见义勇为一定程度上免去后顾之忧；更深层的信号则是，社会治理者的心态终于成熟，从迷恋“神话的道德”，转而呵护“人性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