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一个法治论坛上表示，要建设良序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由此，马贤兴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7月16日《潇湘晨报》）

“良知入法”，又一诡谲的提议。众所周知，法律拥有强制力确保权威，故而通常意义上，“纳入法律”意味着必须遵守。而另一方面，法律也固有“倡导”的一面，诸多空洞、抽象的“理念”式规定，不时出现在法律文本内。且在日常的实践中，关于“是否该写入更多倡导性条款”的争论，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循环。

某种意义上，之于“法律的倡导性”，学界与舆论远未达成共识。很多人相信，“强制性”才是法律的魅力所在：无法以强力保障实施的“规范”，无异于浪费立法资源，消耗司法公信。且，就功能分工能说，道德与法律各有所属，已被众人熟稔、推崇的“言行法则”，又何须立法重复……然而，另一些人坚持，“法律”作为社会治理术的一种，在诞生初期并非定位“禁止”、“惩戒”，指引人心向善、散播美德良习，更是法之要义——岁月流变，法律的“强制性”成为强势标签，不能证明“其倡导性”不值一提，而恰好印证了人类理性的偏执。

如今，马贤兴的提议，连带着由此引发的争议，无疑是对上述讨论的延续。为此剖析是容易的，例如“不具可行性”、“模糊了法律、道德边界”、“法律本就体现良知”之类的说法，谁也不能说言之无理！只是，倘若据此就认定可了结是非，未免有些牵强。毕竟无论过去、现在抑或未来，倡导性的法条都不会绝迹于法律文本。试问，“尊重良知”，为何不能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话语逻辑的底线是，不能转换话题——“良知”是否能以倡导性条文的方式入法，与倡导性条文本身该否存在，怎么看都不是重合的话题。但现实中，很多人恰以反对“倡导性法条”的逻辑，来批驳“良知入法”的提议，这当然难言公平。实际上，力证“良知入法”的种种不合理，本可遵循另外的思路。例如，“良知”作为最被认可的价值之一，不具备“倡导性规范”必须具备的稀缺、先锋等特质——通常意义上，只有“年轻”的道德，才需以“立法”的厚重方式，加以确认、推广!

马贤兴思维深处，或许多少隐藏着下述逻辑，“因为世人多无良知，所以良知是稀缺的，那么立法加以倡导，又何尝不可？”只是，行为的稀缺与认知的稀缺，又是两回事情了。众人皆知良知之贵之美，却不信之行之，其肇因早已超离法律的范围，自然也非立法倡导就可逆转。那么或许可以说，立法万能主义的狭隘，混杂了误判与错乱，最能衍生非议之论。前例既多，“新论”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