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了解到，杭州城郊一些村庄村民原以种菜为生，虽不上富裕，但村庄宁静祥和。但就在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很多人因无度挥霍而返贫。为此，有专家呼吁，“地方政府要完了地，还要从头到尾管好人”。（7月15日《人民日报》）

因拆而富，因富返贫，暴富与沉沦的距离，永远只在须臾之间。人世的繁华和落寞，以及中间的启承转换，在杭州城郊的一些小村里，演绎得直白、彻底乃至残酷。人之为人，人性深处的隐根，面对周身的忽变，面对身份的跃动，总该是难以淡定的。也许，世界虽大，不过是座村庄的逻辑：或守住荣华，或消费浮华，倘若无法抱持大富大贵，也只作一场游戏一场梦罢了。很多时候，卑微的肉身，不过是岁月川上的苇花，起起伏伏、飘飘荡荡，不由己心、难料归宿……

一出最现实又最魔幻的悲喜剧前，即便是最悲观的嗟叹，也算不得矫情。因为，实在有太多的震撼、太深的哀凉，一如人心脆弱自持无度，竟任由财富吞噬着命运；一如阴邪遍布无孔不入，连失地农民最后的保障都忍觊觎、利诱。人心的贪婪与脆弱，人性的黑暗和冰冷，一村之内、几年之间，显影得淋漓尽致。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多数时候，都不是互敬互爱的“生活共同体”。正是如此，所谓“公共治理”的重量，才一贯被重申和凸显。

“财富会否导致败德？”何尝不是人类道德史上的经典质问！应当说，上述潜在现象，确乎存在很大发生概率。其原因是，支配自身财富，绝对是个人私权，“外在势力”无法借“防止堕落”之名，干涉个体的消费行为。但另一方面，倘若某人具备了，良好的素养、教育、价值观，他多半会自愿自觉地正确使用“金钱”。那么，就此角度来说，所谓的公共治理或曰外在势力，所应、所能做的，永远是“实现基本财富美德的布道”。

回望那座灰暗的村庄，除了大量现钱的涌来，那种柔软的、温暖的，应对财富的智慧，从不曾在土地上生根、蔓延。这便是，一种赤裸的冷漠了：将村民从习惯的生活模式抽离，投之于全然陌生的生态形状，却不同时输送新的“适应术”——你能想象，鱼类离开水里，且未学会用肺呼吸吗？有鉴于，基层的部分治理者，惯以“完成任务”为使命，不惯于“参照现实”周全行动，短视急功、罔顾后遗症，注定是广泛的存在。

“返贫”，是那些村民的遭遇，却不是他们的选择。或许，这群人本就没有选择，之于突如其来的财富，惊喜是必然的、空虚是必然的，惴惴不安、无所适从的情绪，也必然跳脱不去。专家呼吁，“要完地，还要管好人”，但前提恐怕是，“管好人”和“要到地”，能被官员评测体系同等考量。此外，名曰“管”，也未免高姿态了——尽管广义层面，政府是否可具备道德立场存疑，但在此间的语境下，散播美德良序，从来是治理者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