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数据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34.6%，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的近5%；城镇老年人近75%是离、退休职工。而在农村，有44.3%的老年人仍在干农活；比较老年人平均年收入结构，城市中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占到86.8%，而农村目前主要还是靠家庭和土地养老，养老保障只占到18.7%。（7月11日《新京报》）

“农村”与“城市”，不仅指两种不同的群居模式，更内含着迥异的生活选择。在中国农村，诸如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一类的传统，远未绝迹。广袤土地上，农民群体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大致可用“若近若离”概括言之；而在城市，商业与市场的力量，加之新式公共治理的施行，导致生活的范式被极大重塑。那么，差距或曰差别是明显的，就如“养老事业”呈现的双重轨迹，一方是最彻底的“自我负责”，另一方却已被“公共服务”适度接管。

一定意义上，城市老人比农村老人，得到更多的养老金可以理解。毕竟，农民拥有土地，手握直接的生产资料，且不少生活资料免费可得。垂垂老矣之际，守着一亩三分田，他们也能勉强度日；但对城市老人来说，生活于“什么都要花钱”的世界，若无外力接济、无退休金兜底，基本的生存都将难以维系。当特定时代，福利体系建构未成，分配给农村和城市的，养老资源的巨大差距，便会加倍凸显。

显然，如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于是公众得以看到，“1527元”与“74元”的强烈落差。尽管这组数据“情有可原”，可公众心底仍不禁震颤。或许可以说，在养老机制的搭建途中，职能者奉行了“部分搁置、部分先行”的路数：首先兼顾了城市群体的诉求，他们恰巧发声渠道更多、政策倡导力更强；与此同时，看似不那么迫切的，农村人群的养老保障需要，则有意无意被“搁置”、“冻结”起来了。

长久以来，农村社会天然具备的“自我养老”、家庭式的共济能力，被政策制定者一再放大，甚至据此就坦然地“吝啬”，轻视农民对公共保障的需求。但殊不知，乡土世界内，那种自给自足、自我负责的基因，本就无比脆弱。农村老人，当然可凭劳作“终老”，可依赖子女赡养度日，但仅此而已，他们的暮年，多半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生存”，而无以追求高水平的“生活”。既然一个社会，具备了完整的治理秩序，便不该有哪个群体，理应排除于公共福利之外。

基于社会的“回馈正义”，任何的正派社会，都该对做出贡献者，予以适当回报，尤其是针对谋生能力减弱的老人。但现实中，企事业员工、公职人员等城市人群，以领取“退休金”的方式，享受着“社会的回馈”；而在农村，“养老金”不仅杯水车薪，且多半是给予“困难户”的救济资金。此外的更多农民，一生的辛劳，未能得到制度层面、经济层面的“认可”与“回赠”——为此纠偏可谓“迫切”，诚如相关官员所说，“未来一个时期，要力争实行养老保障的全覆盖。”道阻且长，拿出更多的勇气与诚意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