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出台《关于实施“广州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社会创新观察项目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参照广东省社工委的有关规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3年以内的工作人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兼任职务。另据悉，今年1月1日以来，广州市已大力推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预计今年9月，广州社会组织业务办理全部实现信息化。（5月7日《广州日报》）

参照舆论反馈，《方案》备受关注之处有二，即勾勒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实践与愿景，以及明确公职人员任上、退休后，应当恪守的利益回避原则。之所以引发轮番关注，无非源于某项改良之际，民众对往昔状况的情绪回弹。确乎，繁琐、复杂的“前置行政审批”，一直是困扰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之一；而另一方面，权力者以权“参股”，借公权现货或权力余热“变现”，也时常置“社会组织”于身份可疑、不被信任的境地。

围绕“社会组织”，再反思和再定位，已在广州逐步发生，且五月以来，上述趋势明显提速。《方案》的出台，实是对既有尝试的经验总结，并以成文规定的形式，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系统化、固定化。公众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除了特定领域，“前置行政审批”，显然不是管理“社会组织”的必要动作。原因很简单：多数“社会组织”，不以“逐利”为目的，而是基于行业、传统、记忆、理念等形成的凝结。对此类“泛文化”行为的管理，历来“宜松不宜紧”、“适用报备不宜审批”……

公共治理当有针对性，对不同的对象，应取不同的管理思路。就此而言，对经济组织、市场主体，严格的行政审批是必要的，因为“不具资质的入市者”，注定扰乱良序、遗害深远；但是，管理“社会组织”显然是另一种逻辑。本质来说，“社会组织”的特点在于，以自我认同为基础、倾向于保守内收。且，其影响力只能源自，社会成员的真诚认可。“理性人为自我行为负责”，社会组织无疑是个体选择的“集合”——公权力过度介入私域，终究是值得三思的。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最大意义，便在于折射出公职部门履职思路的纠偏。除此，就现实效果而论，这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经此而后，管理者压缩了审批范围，有限的行政资源，当可配置到更为需要的领域；“社会组织”将面临更少的规则阻碍，“审批变登记”后减少的“时间成本”，很大可能会转化成长久的活力。众所周知，人为的、无力创造价值的、由制度壁垒形成的无谓成本，例如“对社会组织的过度审批”，当然应被最先消除。

尽管，社会组织倾向于自律、自净。但，变审批为登记，其后可能衍生的乱象，也需要事先预判。那么，诸如具化“公职人员回避原则”等一系列举动，不仅应当坚持，且更需由此及彼、周全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