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省教育厅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湖南高校职称评委“开房收钱”事件进行了回应：承认刘一兵教授在2011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中存在违纪违规行为，已终止其评审专家资格。出人意外的是，举报教师竟因此次举报而受到了同行的埋怨。一位女同行带着哭腔对举报教师说：你当一辈子讲师不打紧，现在评委被你折腾得调换了，我们的红包白送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5月6日《新京报》）

“开房收钱事件”继续发酵，涉事人刘一兵的命运亦急转直下，不仅已被官方证实“违规违纪”，且索性“被终止评审专家资格”。诚可谓，断了财路、毁了声誉！但即便如此，公众所淤积的愠怒，仍旧难以消弭、散尽。积怨难消、揪着不放，诚是因为高等教育兹事体大，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腐败，都必须接受最严格的事后惩戒。惟其如此，之后的种种“反思”，才可具备真诚的前提。

倘若，回顾教师职称评审的本意，你我便会发现，其间的阴暗勾当何其可耻。众所周知，“职称”是对某人专业能力的评测，平庸之辈借“送钱”上位，潜在的“衍生之恶”令人后怕：一方面，“买得”职称，“低能”教师便可藉此晋升到过高的职务位置。而后个体能力之缺憾，便会转化为高校运作之隐忧，甚至导致显而易见的各类损失；另一方面，不公平的评审流程，注定会产生逆向的、负面的激励。“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是，道德自律者离场、败德沉沦者成势。

围绕“高校职称评选”，某些评委以手中权力寻租，从市场思维出发审视，实是因为“职称”具备极高的价值与附加值。在既有的体制格局下，“职称”既非简单的能力认定“定语”，亦非是单纯的荣誉性称号，而是参与不同层面资源分配的“入门许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个级别，对应于不同的地位、福利、资格……明乎此，在很多人看来，“买职称”当然是无比合算的买卖。

透过刘一兵一事，公众有理由相信乃至揣测，买卖职称的交易黑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现实存在。显而易见，此类黑市不乏买者，更不乏卖者。当学人的职业耻感消弭，买卖职称、抄袭论文、走穴捞金，皆有了共同的病灶。当然，此类宏大的言说路径，可谓俯拾皆是、不一而足，诸如“高校行政化、监管不力云云”。斯言固然有理，却也有意无意忽略了，某些个性化的诱因。以“职称买卖”为例，一个重要却少被提及原因或许是，学术自治体发育不彰，职能者垄断一切。

学术自治体，大致是指以“学科”为筛选条件，学人基于相互认同形成的共同体。在一个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内，行政部门的角色，大致是会被大大弱化的。“学术自治体”，是理所当然的评审者，因之权威裁断力以及公信力，往往最有资格鉴定某人的学科能力。高校职称评审，理当遵循此一逻辑。必须明确，一个临时拼凑、成员复杂、即时解散，难以为结果负责的“评委会”，远不及一个稳定的、具备极高荣誉感的学术共同体来得靠谱。

哪怕从效率角度出发，哪怕从预防腐败的角度考量，在职称评选中，职能者的身份重塑，也迫在眉睫!更多给予学术自治体空间，更多参考它们判断、更多收束操控一切的冲动。和一切公职部门的使命一样，教育管理者当恪守自我的职责边界。这，倒不是一句“去行政化”那般抽象，而是起码的尊重问题——术业专攻，唯有学人有资格“评审”学人，此类分工应该彻底。继而，哪怕“组织评委评审”，也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