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人社部、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企业在保障生产运营情况下，日工作时间超过4小时，应保证劳动者享受不少于20分钟工间休息，而工间休息时间计入工时。每日工作禁止超过11小时，夜班劳动，企业应支付夜班津贴。（5月9日《新京报》）

一个系统性草案，被舆论解读出某些亮点，例如“日工作时间拟禁超11小时、工间休息入工时……”对此，公众普遍的判断是，“这固然是一善意的新规，却注定遭遇执行困境。”顺着此类思路，有限的认可，与各式的质疑，又一次成为主流意见。其后，诸如“监管难坐实”、“资方强势劳方弱势”、“职工维权力孱弱”一类的论据，可谓随手拈来、拿来就用……俨然，雄辩有力的论说，支撑着一望便知的结论？

凡是，围观者对某项政策予以强烈回应，无论或弹或赞，至少意味着人们认定，“该政策”存在相当的重要性与接近性。但，必须明确，《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其针对对象是“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绝不应泛化成“所有工作”。而事实上，观望现在一些人的发言，却并未恪守“讨论的边界”，反倒在一种模糊、抽象的前提下，展开各自的思考、论述。

某适用特定群体的“新规”，却激发了非关联群体的莫名担忧，一方面说明公众的真正剖析力存疑，不时陷入“简化理解”的路数；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对于“劳务权利”实现情况的悲观判断，已蔓延成一种普遍的情绪。“特殊工时”从业者，他们或将面临的政策环境，正在激起其他人的共鸣。因为，维权的潜在壁垒，在现实语境下，几乎是一种超越行业的存在！那么，或可作此理解，所有人和“特殊工时从业者”感同身受，不过是自我同情的映射。

劳动者，从未如此之深地被嵌入社会分工之中，更不曾有过如此之重的“权利剥夺感”。无论是特殊工时制，抑或是“标准工时制”，制度形式虽有所差别，其实践效果却一样不尽如人意。关键在于，相互竞争与自我竞争的激励体系下，“更费心工作、超常规地工作”，与其说由外力所致，不若视作某种已成常态的“生活方式”——突破制度所限，用更多劳动各取所需，渐成资方与劳方的默契共谋。当惯性已成，“改变”殊为不易！

诚然，劳方捍卫自我权利的努力，看上去并未获得，职能部门足够有力的支持。但必须明确的是，不规范的用工格局，与法律执行的疲软，到底孰先孰后、孰因孰果？长久以来，劳方与资方，都面临着共同的诱惑：更多工作，于企业能创造超额产值，于个人能换取额外报酬。两者一拍即合，以两厢情愿却不遵法条的方式，自发形成了法律外的平衡。当然，监管者也乐于默认此类平衡，因为其意味着更多经济效益。

当人们一再置喙监管者履职不力，乃至将自我的权利困境归咎于此。另一个不可回避的追问或是，我们是否准备好“打破那种自发的劳资平衡”。对“额外利益”的迷恋，实为维权障碍的第一层级，无论特殊工时制、还是标准工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