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会议上表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对此，厉以宁认为应该加大教育投入、鼓励外出农民创业。（3月11日《南方都市报》）
职业的代际继承，在现时代越发引起关注。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度视之为理所当然之事。此间的文化语境中，诸如“子承父业”一类的提法，一直被广泛认同。但，认知总会随着时代流变，继而在今天，“职业世袭化”已然有了不一样的意指。特别对于农民工而言，子子孙孙间那种简单的重复，更不免令人感伤。于此，厉以宁委员的发言，和大众的观感，其实无甚差别。
阶层固定化导致的职业世袭，所以是一个有待扭转的趋势，抽象来看，其关乎全民公平的兑现，而从效率论出发，一个垂直流动不畅的社会，必将流失生机与创造力。众所周知，向上的动力，无非来在于对可观收益的预期、来在于对惰怠后果的焦虑。唯有一套希望与压力并存的激励系统，才能推动每一个社会成员，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如今，诸多农民工，已深陷于“先赋角色”之中——他们的人生，俨然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随后的日子，只是遵从着剧本。而其子女，亦概莫如是。
合理状态下，个体命运当不会太多为“出身”所左右。基于“身世标签”，来配置资源、职业和前途，不仅低效且本身就缺乏正当性。于此，从官方到民间，并不缺少共识。如若不然，也便不会有“收入分配改革”和“扶持乡土教育”等等行动。但即便如此，如何将一致的期待，铺就成有效的改进路径，也还是有待思索的事情。具体的方式当然很多，恰如厉以宁提出的，“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多办职业技术学校、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只是，谁都知道，这并不是具备新意和创见的方案，尽管我们确乎在上述方面做得不够。
有些更长远的追问，终究不可回避，即如果二代农民工，果真获得了传统意义上的“上升”机会，这个社会又将以何种方式消化？欲求答案，便不得不审视现今的城市化进程：产业的发展，还能多大程度扩容城市化的空间？急速推进的城市化，又能多大幅度助力“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事实上，倘若将打破“农民工世袭”的希望，单纯寄托于城市化红利之上，其前景或可存疑。因为，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在权利层面，某些城市尚且不能给予农民同等对待；且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也暗示着城市对新增人口的容纳力，并不若想象中充盈。
当人们将“农民工世袭化”视作一个问题，其思维前提显然是，“农民工”不是一份理想的职业，围观一些人的解决策略，也多半诉诸于城市化的洪流。而原本，提升“农民工”本身的职业福利，提升乡土世界的生存品质，也是另一条更为直接，乃至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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