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在“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去年财政收入超过了十万亿元，远远超过了预算增收，大家担心这是在与民争利”。对此，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很大程度是益于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3月7日《新京报》)

抽象而笼统的一问一答，尚且不能拂去公众心底的所有疑惑。围绕“财政收入猛增”，论其原因，谢部长进一步解释道：“主要归功于企业效益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且去年物价上涨比较多，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是在现价的基础上征收的”；而论其后果，谢部长也给出了逻辑鲜明的阐述，“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角度说，财政收入增长以后，通过预算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劳动报酬、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生活补贴等形式转移给了城乡居民，这些也是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但即便有了上述堪称周全的解答，所谓“财政收入猛增与民争利”的质疑，估计也难即刻平息。必须看到，在这样一种不易说服、难于安抚的社会心态背后，所折射的无非是现实世界内的种种图景：一方面，从财富分配的过程看，一度被评为“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中国，确乎税种繁多，且收费纷杂。推行良久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其力度、其速度，或依旧未曾达到公众期待。尽管，在未来“减税”仍将深入，但与此同时，诸如房产税、“拥堵费”等税费新军，已在酝酿之中。凡此，不得不令人忧心减税与增税之间的进退取舍、平衡抑或失序……

而另一方面，从财富分配的最终结果看，2011年公共财政收入的攀升，已不是一句“猛增”便可概述。去年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4.8%，首次突破十万亿大关——与之对比，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4%。当然，在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增速之间，并不存在某个固定的、绝对的合理比例。但从民间观感反馈，“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与缓慢提升的民众收入，显然不是能让大家愉快接受的“组合”。

审视近期关于改革的各种呼吁，收入分配改革是不容忽略的一环。国民收入格局必须调整，让更多人、更大幅度分享发展红利，不仅是社会公平要义的起码体现，也是使社会成员保有认同感与能动性的前提要件。至于此一过程如何实现，就长期来看，自当着眼于财富分配伦理的重置、寄望于一套更包容分配机制的建构；而就短期视之，收束税费征收规模，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无疑是可行且当行的路径；甚至，从当下的视角观之，用更明晰的预算、更较真的决算，确保更多的财政收入“真正”流向民生领域，亦不失为坦诚、有效的改变切入口。

围观今年两会，两个标志性信息值得关注，其一，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低于8%；其二，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达4%。由此，不难看出，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已成进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财富分配的格局，或许更加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