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测算，但要提出什么时间完成”，时间表的“最后实现年限”则由当地政府决定。杜玉波说，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3月5日《新京报》）

诸如“异地高考”式议题，大致可以归入已有共识、唯缺详策的一类。无论民间抑或官方，“允许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在不同场合被一再提及。呼吁良久，终于有了明确回应，一来国家层面的“高考方案”半年内就会出台，再者各地公布“时间表”也被要求以年底为限。但广泛的忧虑，并未随着此一“积极信号”消散。与之相反，不论是杜委员口中“不能碰的问题”，还是各个视角的舆论解读，都难免让人觉得“异地高考”仍旧前路漫漫。

按照现有说法，终将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不会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升学率”。可以理解，任何变革都会涉及利益的再分，事先允诺、保障既得利益人群的福祉，也算是消除阻力、创造条件的手段之一！真正需要关切的，仅在于上述承诺是否有悖公允？是否具备实现条件？事实上，之于“异地高考会否有损于京沪考生”，无非取决于两个方面：高校录取指标的重新配置；随迁考生、当地考生应试能力的对碰！

毋庸置疑，“异地高考”当然目的正确，但也还需周全的操作路径支撑。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可能牵涉的方方面面，予以事前梳理。那么，一旦允许“异地高考”，大学招生指标将如何调整？若照常理，随迁考生天然享受的那部分录取机会，理当随着参考地变化而转移——由户籍所在地，让渡给实际高考所在地。而这其中，注定牵涉甚广，且困境重重。例如，怎样量化随迁考生当享的录取名额？怎样游说户籍所在地出让录取名额？怎样说服京沪等地市民，让他们相信，多出的“录取名额”足以平易随迁考生占去的升学机会？

除此，还有一不可回避的质疑在于，即便增加录取指标来平复京沪等地市民的焦虑，又怎能担保应试能力有别的当地考生、异地考生，也能在卷面上用分数维护住那种人造的、脆弱的平衡呢？一方面，城市学生往往占有更多、更优的教育资源，由此他们极可能考出更好的成绩，从而事实上占据本该“分给”随迁考生的“录取书”；而另一方面，随迁子女多具有更强的向上欲望、更足的学习动力，乃至接受更不“素质教育”的应试训练，理论上说，他们也可能以高人一筹的考分，夺走当地考生的深造机会——凡此种种，纠结之处多多。

一切，不是空谈“公平”那么简单！允许“异地高考”，无疑是一次系统性变革，关乎价值层面的纠偏，也关乎规则设计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