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9日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1月10日《新京报》）

中国高教难以令人满意，不仅民众抱怨已久，官方层面也直言不讳。至于症结所在，老生常谈的看法是，“行政化消解大学活力”。如今，藉着“启动高校章程制定”为契机，教育部意欲重梳“主管者与校方”的关系。凡此一连串举动，当然可被解读为“去行政化”的可喜一步。但另一方面，“章程”文本尚且未定，或唱衰或看高，一切未免言之过早。

现存语境下，制定大学章程，被寄予了太多期待，一种观点将之视作“政校分开”的艰难尝试。而事实上，类似尝试早已开始、且从未停止：早在2010年，政府就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学校实存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后，在不同的场合，主管者、专家学者等，也一再表明类此立场。

可以说，关于“政校分开”，早已汇聚了各方共识。而之所以，良愿迟迟不曾兑现，实是因为，一直未能寻得切入口，和便于操作的“路线图”。时至今日，教育主管部门终于找到思路，宣布“推动高校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继而“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保障校方办学自主权”……按照“沙盘式推演”，上述设想当然前景可期。至少，能主动提出“订书面协定分权”，就已体现了主管者改革的诚意和信心。

就本质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章程”，大致等同于校方与国家的一纸契约。一个合格的“章程”，当明确以下底线：政府是高校的举办者,而高校自身是办学者；高校所有权归于国家,教育主管者行使宏观管理权,但校方微观治校行为不受干涉。如此，不仅是遵从权利伦理的合理分工，更是效率最大化的必然之举。常识是，“官员治校求短利以置换政绩，教授治校才珍惜羽翼、着眼长远”。然而，此轮高校“立章”潮，真能孵化真正意义的大学章程吗？

既是分权契约，唯有充分博弈才可实现公平。但，一场由教育部“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立章浪潮”，到底是一种指令式的任务，还是校方自我伸张的权利自觉，自始至终含混不清！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校立章”已经带有行政要求的意味。你能想象，在此过程中，校方能与主管者对等谈判？最初推动方是主管者，最终定夺权归主管者，所谓“高校章程”能否守住底线，都变得不可预期。

当然，也不可轻易否认主管者“主动让权”的自觉，单方面力推“高校立章”，本就是此类自觉性的展现。但是，跳出现有的上下隶属体系，将自己作为和校方一样的谈判者，乃至引入更上层的裁判力量，经此形成的“高校章程”，是否更具说服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