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本报记者在报道了李昌奎案诸多内幕之后，陆续接到几位读者的电话。他们反映，自己的亲人被杀，当地高院却判处凶手死缓。坚定要求“杀人偿命”的家属无法接受凶手几乎免死的判罚，在听到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的消息后，纷纷向媒体求助，要求翻案再审。李昌奎案，俨然成为这股“死缓翻案风”的“标杆”。（8月4日《广州日报》）

一股“死缓翻案风”暗潮涌动，与之相随“媒体审判”、“民意再审”等词汇亦红极一时。不难看出，李昌奎案已然超越司法范畴，而愈发成为引发轮番共鸣的公共事件。从中，有人窥得“媒权”的强势、“法权”的式微；有人则觅到了“杀人偿命”、“以血还血”的一丝兴奋。谁也不曾料到，“再审李昌奎”会瞬间成为标杆，继而触动无数颗充盈愤懑却无力回天的复仇之心。

亲人遇害、凶手免死，对于此类判决结果，很多人选择不予接受。之后，便有了“纷纷向媒体求助，要求翻案再审”。但，素来以新闻专业主义自命的传媒，又怎会充当替人寻仇、干涉司法的“私器”呢？一个必须厘清的逻辑是，李昌奎案所以被媒体关注、报道，是因为该案事先便集聚了相当的民间目光。此事上，媒体无非是回应民舆关切，而绝非擅用版面设置议程。明乎此，便该打消借媒体而翻案的想法！

媒体总是现实的，永远不会无限重复雷同的新闻点。或许，谁都明白“此路不通”，但很多人还是急于一试。究其原因，仍在于民间正义观和司法裁决标准之间的先天裂痕。一方面，法庭判决引入文明视野，涉及死刑尤其慎之又慎。杀人者未必死，早已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现象；但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民众，依旧信奉“以命抵命”的赔命伦理，凶手不灭便难以善罢甘休。在此语境下，所谓“死缓翻案风”注定刮起。

自然，法庭审判不受外界干涉、不被外力推翻，故而“借媒体翻案”本不会成其为问题。倘若司法实践，表现出足够的一致性、客观性，则完全可对“家属不满情绪”置之不理。而现实是，诸多判决结果，竟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甚至可说“因人而异”。同是醉驾致死，李刚之子获刑六年，而陈家则被判以无期；强奸少女且杀害两人的李昌奎，二审居然只被判死缓！而在别处，类似罪犯被处极刑的先例屡见不鲜——弹性十足、面目多变的“判决”，恰是鼓励“死缓翻案”的最大根源。

将对具体犯罪案件的讨论，上升为抽象的死刑存废之争，无疑会使“判决与民意的裂痕”合理化。事实上，无论是李昌奎案，还是而今的“死缓翻案风”，直接诱因皆是司法审判，未曾展现“超脱于个案的一致性”。此为立法技术问题，而非法律伦理问题。对于死刑，理当出台更为明晰、具化的实施细则，藉此压缩“既可处死又可判生”的暧昧地带。民众自发的复仇信仰，只能止步于恒定的、可预期的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