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曲阜市政府设立一个机构，挂牌“马上就办办公室”。通过上网搜索，记者发现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的还不止这一个地方：2月22日人民网报道，在曲阜市陵城镇，刚刚挂牌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嘉祥县科协也于2010年7月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济宁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表示，此举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2月23日齐鲁网）

“马上就办”的门牌俨然一份效率承诺，职能部门试图藉此宣示“更快服务”的决心。面对由来已久的低效，行政机构似乎有所觉醒，并以这样一种颇为显眼的方式展开自赎。尽管如此，言语措辞间的标榜，终究无法取代对事实的追问。在缺乏具体案例支撑、没有亲验者现身说法的语境下，“马上就办”难免被矮化为一场单方面的形象传播。自贴标签是一种自由，但能否获得普遍认可，却只能交由民众依观感裁决。

本质上，所谓“马上就办”办公室，无一例外处于“争创”状态。口号式的承诺，在获得被承诺人认同之前，都有沦为“空头支票”的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敦促承诺被践行、被兑现的“压力机制”尤显必要。“马上就办”运动，若不想滑入“有名无实”的老路，则务必变“长官评价”为“民意评价”。具体而言，“马上就办”门牌的“授予权”当下放，交由公意决定是否应给特定单位“授牌”。

滑稽之处在于，当下竟不存在所谓“授牌权”之说。“马上就办”门牌挂与不挂、挂多久，完全取决于行政机构自身意愿。也就是说，若当事方“只说不做”，没有丝毫背约成本可言。如此，一场寄望于部门自觉、公权自律的提效倡议，或许注定难有令人满意的走势和结局。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建构起“马上就办”背后的背约纠责制；另一方面，引入民意测评，并据此判断行政机构背约与否。之后，“门牌”因能体现公众意志，方才具备实质意义。

依照官僚科层制的固有特点，公权者历来以个人努力最小化为幸。故而，一旦增加“马上就办”运动的背约成本，公职机构决策者难免失去参与其中的欲望。继而别无他途，亟待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赋予此项运动以实利奖惩。当“提效”成绩与仕途评价、部门福利挂钩，那么“马上就办”门牌便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装饰品，而是一份代表着诸多实惠的体制内“荣誉”。当然，之于“提效成绩”，亦须变“长官评价”为“民意评价”。

“马上就办”运动所以备受关注，乃是基于当下行政机构的普遍低效。所以，这已然算不得纠偏，而确乎是一种效率重建。按照政策设想，一部分单位率先回归，继而带动全系统追求高效。只是，从那无需负责的效率承诺中、从那罔顾民声的自说自话中，公众仍旧未曾感知到太多图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