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成债,非农民独错
(2011-02-20 17: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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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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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如今在农村,人情礼种类繁多,礼金数目飞涨。以前农村送礼多是过年和婚丧嫁娶上的亲情礼或友情礼,近年来,送礼名目日渐增多,有“生孩子礼”“满月礼”“结婚礼”“生日礼”“建房礼”“乔迁礼”“升学礼”“参军礼”“开张礼”等等,再加上逢年过节的人情来往,人情礼已经到了层出不穷、难于应付的地步。为此,吉林省舒兰市在各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普通农户婚丧嫁娶要向理事会报告,按理事会准许的规格简办。(2月20日新华网)
那一块乡土,渔樵耕读的美俗悄然流逝,人情往来之琐碎却加速沉重。血缘和友谊渐成负担,淳朴民风在吃喝宴请之中慢慢变质。在某些地区,农民正面临着两难抉择。脸面与钱包、随礼与生计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沟壑。人情成债,确乎成为农村一大沉疴。而此等不幸,固然是对特定个体生活质量的威胁,又何尝不是对“人情”本身的反讽。
显然,农村“富起来”的程度,远远赶不上宴请泛滥的速度。一直以来,全社会都对农民生存境遇缺乏具体感知。一方面,他们无疑是“致富奔小康”神话的创造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因“增收缓慢”而备受关注。在两种事实之间,一个真实的农村始终呼之不出。而今所谓“人情债”,无意间为我们打来了了解农村的一扇窗。每年数千元的“随礼金”诚然不算小数,但言其“影响生活”、“难以应付”却未免令人心酸。只是,联想到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5800元,上述“人情悲剧”又似乎变得很可以理解。
是人情太贵还是收入太少?此无异于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然无人能给人情定价,这当然就是一个无解的追问。那么,单方面将此困境归因为“攀比、盲从心理盛行”、“把人情礼当成生财之道,陷入恶性循环”未免有失偏颇。农民无钱随礼,何尝不可解读为“增收滞后”?溯因思路不同,便意味着责任主体迥异。如果认同第一种说法,则农民必须为此负责,正所谓“自作自受”;而如果认同第二种解释,则意味着当地职能者创收无方、注定难辞其咎。
此事上,孰是孰非殊难厘清,但至少不应将责任完全推给农民。人情成债,必不单纯是社交开支不理性的结果,也是农村地区收入普遍过低的真实写照。为遏制“人情消费”带来的“苦不堪言”,职能者自当在收支两方面发力:设法加速农民增收、促进人情消费回归理性。而对农村“随礼习俗”的纠偏,应以不冒犯农民私权为前提。“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农户婚丧嫁娶要向理事会报告,按理事会准许的规格简办”,如此做法以强力干涉农民自主选择实为不智。
即便人情往来不时失去理性,也应对乡土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抱有信心。与之相较,对于农民无法自发解决的增收问题,公职部门才该多多介入、持续发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