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一教育论坛上称: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国家应大幅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严格限制教师的“创收”收入。（10月31日《扬子晚报》）

无疑，今天不是一个鼓吹“安贫乐道”的时代。全社会弥漫的金钱崇拜，已然侵入世道人心的各个角落。大流如此，高校教师们自然难于免俗。即便做着“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念兹在兹亦不忘“有房有车”的希翼。诚如你我所见，拜金之路上他们如此急切而兴奋。以学术身份创收，以头衔荣誉逐利，远离书斋而亲吻市场。司空见惯的出格与沉沦，难道真的可以归因为“待遇太差而不得不为”？

以根叔的陈述观之，高校教师其实活得不甚如意。他们，似乎有着不可名状的委屈，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教师工资待遇不高”，所以不依靠“创收”或“项目提成”便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如此逻辑自然可以解释现实，却无力证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现有工资水平，或许确实不能填补大学老师为高学历支付的现实投入与机会成本，或许更不能满足他们基于自我身份而产生的收入预期。但，相较于大多数职业人的薪酬，高校教师理应不算“低收入者”。

基于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现代社会普遍给与大学教师“顶端待遇”。比照国外的传统，国内教育投入之吝啬显而易见。尽管如此，“因收入低而创收”的辩白，依旧世俗得荒唐。诚如根叔所言，那不过是“追名逐利的借口”。须知治学与教学，并不可化约为一种单纯的职业，更应视为超脱的理想追求。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具备换取名利的“工具价值”，更具备自我实现的“人生价值”。一个有追求的学人，理应重后者而轻前者。而今，相当教师正以相反的标准进行着取舍。不得不说，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因“平庸的功利心”而陷入了危机。

对大学教师的“加薪诉求”，公众或许可以抱以理解。提高待遇，意在消灭根叔所批的“借口”，而非给安心治学创造前提性条件——主流民意不认为现有条件不足以支撑学人的学术生命。一个文明社会，有理由为最富知识生产力的群体支付更多，但这并不等同于“工资换学术”的简单交易。最为可疑之处在于，加薪之后高校教师便会回归课堂与书斋？李培根呼吁“严格限制教师创收收入”，像极了一声乌托邦式的呐喊。既然民间文化市场、官方评测体系诱导着学人逐利，所谓“限制”又怎会做实呢？

教师无心学术而迷恋外快，想必不是提高待遇就可扭转。事实上，这关乎一整套激励机制与价值体系的建构。高教失败下的自我怀疑，潜心书斋与商业走穴的收益倒置，渴求文明却追求速效的市民文化心态。凡此种种，皆驱使教师在创收之路上走得更远。这一切，与工资高低又有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