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各类腐败中，有一种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现象日益显现，某些人将权力逐渐向时间寻租和扩张，用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媒体曾曝出多位干部退休挂职紫金矿业。在专家看来，这种腐败形式，由于没有“即时收益”的腐败行为，较之于传统腐败手段，其“安全”系数更高，所以反腐难度更大。预防和抑制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成为一道棘手的新课题。（10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

反腐高压下，腐败智慧加速进化。沉沦的权力，而今变得低调而狡黠。那种赤裸的钱权交易，渐被更加隐蔽的手段所取代。凭借权力期权化，公权与资本的勾兑，正陶醉于低风险的“幸福”之中。这场狂欢背后，公众对清廉的追求、对正义的诉说，显得孱弱而低沉——腐败低风险，必然意味着社会治理成本高企。

令人遗憾的是，在贪腐与反腐的竞赛中，前者悄然领先。面对“权力变现”手法升级，现有反腐体系显得极其被动：立法层面，《公务员法》、《纪律处分条例》皆未能与时俱进，已然跟不上“贪腐革命”；执法层面，“权力期权化”时间跨度大、隐蔽性强。监察部门取证困难、不易定罪。就“技术维度”言，反腐机制早已落后太多。长此以往，一种“逆向激励”在所难免。腐败成本低廉至此，必然鲜有人拒绝逐流。人性趋利，罔论掌握公权的官员们。当他们觅得寻租的安全路径，道德自律、职业品格云云不堪一击。

无疑在此问题上，反腐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在任官员可凭完全合法的手段，为特定利益主体谋利。另一方面，受益方可在官员卸任后，以正当手段回馈“慷慨的权力”。伴着时间推延，监督的眼睛逐渐离场，“权钱交易”事实也不再那么明晰。“权力期权化”并不直接涉及金钱，“寻租交易”时间和空间有较大延伸。监察机关会发现一切如此棘手，因为行贿与受贿的逻辑链条早已断裂。当公权“跨期套利”，事后归罪注定无力而低效。

诚然，这是一种难于定罪的腐败。却并非无可救治的“膏肓之疾”。如果回溯“权力期权化”的生存土壤，便会发现“权力的合法滥用”难辞其咎。专家直言，“权力期权交易，都是公开的‘照章办事’，并非赤裸裸的现金交易”——所谓“规章”，竟然成了官员寻租的“护身符”。这，无异于承认，公权具备为他人“合法谋利”的条件。联想到部门权力集中、民主决策不畅，便会明白既有“规章”何其为“上层官僚”所喜！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现有规定给了官员用“决策失误”掩饰“私相授受”的理由。

长久以来，评价、升降官员一直基于“道德本位”，不违法、违纪便可高枕无忧。而更合理的情况下，此一过程当以“效率”为本位——造成公共资源使用低效即须负责。这之后，“权力期权化”自然难以为继。因为，权力“跨期套利”或许表面并不违法，但后果定然有损“效率”。当官员失去“合法寻租”的能力，“权力期权市场”信用体系亦会应声而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