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发改委专家称，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难以控制通胀，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CPI在11月份或会上涨至5%，但全年应不会超过3.5%左右。（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

柴米油盐的世俗生计学，天然对任何涨价信号抱予敏感与警觉。当专家敦敦教诲，剖析大势、鼓吹“物价忍受力”。公众感受到了一股焦虑——利益受到“合法伤害”的深深无奈。不知何时起，供求市场常态钱货交易，捆绑上了国民经济。于是，宣扬“忍受物价高企，支持经济复苏”，变得很是冠冕堂皇。

从前，拉动内需、鼓励消费，是调动民间经济贡献力的主要方式。而今，一切变得更为直接，“物价上涨”完成了“民”与“国”的利益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以其一贯的强势，化身为裹挟民众就范让利的终极价值。之所以必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基于两个预设：其一，中国确有通胀压力，且未来通胀不可规避；其二，此轮通胀无法通过加息抑制，故而物价上涨成为必然。通货膨胀，在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暗示资本市场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民生恶化之隐忧。

但是，国民并没有义务为此全盘埋单。适度通胀，尚可被各经济部门消化于无形；而过度通胀，却实为小民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国家务必有所作为，防止通胀由“适度”滑向“过度”。提高利息率，往往是应对困局的常见手段。且，国内加息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发改委专家此番表态，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此事上不予作为，无异于管理者拒绝履行应尽调控职能，而将损失推给御险能力极为有限的一般民众。

专家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通胀压力”——因为二者“从成本端推高价格”，所以“加息难以遏制通胀”。凡对经济现实稍有了解，便会发现上述论述的固有狭隘面。一方面，所谓“输入型通胀”，并非全由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致。热钱涌入、投机渔利是另一个重要诱因。另一方面，食品价格上涨，亦非纯粹成本端问题，游资翻云覆雨影响甚大。长期的负利率状态，催生了天量廉价信贷。之后，资本流通性过剩势所难免，渐成通胀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就现状而言，加息并非如专家所说那般无用。任何时候，利率都是干预市场的有效手段。有鉴于复苏前景不甚明朗，推迟加息或可理解。但，这并不代表国民势必承担通胀的全部风险。“必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冷硬的话语方式，无疑冒犯了公众追求切身幸福的权利。

宏观经济向好，终极目的在于于民生福祉有所贡献。让渡民众购买力，力保经济发展，理当以相应事后补偿为前提。遗憾的是，现有分配格局没有给我们类似“承诺”。既然如此，民众的“物价忍受力”又怎会莫名坚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