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产生的原因

   中国是文明最久远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智慧足以傲视全球，中国人也自诩是道德是最高境界的武器。沈括在北宋中期时写过《梦溪笔谈》和《续笔谈》，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宋帝国开国之后，太祖赵匡胤预计到自己的国家在未来跟北方的契丹国将会有长期的较量，因此希望将国都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迁到关河形胜的洛阳，借此以实现裁撤冗兵、凭险安守，然后与契丹一较长短的目的。便将此事提出来跟大臣们议论。以晋王赵光义为首的大臣们对此都表示反对。皇弟赵光义给出的理由是“在德不在险”。太祖最后终于还是被自己的弟弟说服了，因而北宋的帝京就牢牢地安在了地处中原之中的汴梁。

   《史记·楚世家》。晋楚城濮之战后，楚转而向东发展。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楚国再次强盛。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之戎，一直打到洛水边，“观兵于周疆”，在周都洛阳陈兵示威。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庄王竟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王孙满说：“统治天下重在德，而不在鼎。”

    道理最大，道德最重，无论是道理还是道德，中国人认为儒学就包含了道理和道德，进而延伸，掌握了儒学就掌握了天下的至理。无论何时，儒生们都对自己充满自信，因为道理和道德掌握在自己手里。西方的奇巧淫技终究不是正道。

   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孔子的弟子子贡与一位为圃丈人关于桔槔的谈话，颇有深意。作为那个时代“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工具，当子贡把桔槔推荐给那位“抱瓮而出灌”的为圃者时，却不想遭到了对方的抵制。其实，这位为圃者并非不晓得桔槔的好处，而是“羞而不为”。在他看来，有了机械工具，就有了“机事”，进而有“机心”。所谓的“机心”，是一种使“纯白不备”、“神生不定”的心理因素，影响到与“道”的投合和融会。

     1900年的儒学熏陶，即便不是儒生的普通中国人一样知道，儒学的精神力量包含了道德和道理，这是最强大的。

    义和团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教案，也就是基督教带来的冲突。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建立教堂和传教，基督教思想在当时农民看来，是一种外来邪教，不过教会具备治外法权，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教案让中国人感觉自己所推崇的传统儒学受到打压，并且一段时期教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这让中国人无法接受，传统儒学竟然抵不过基督教。

    义和团事件中， 最先被屠杀的就是基督徒。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