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至13日，有媒体称：陈宝成等涉嫌非法拘禁案中的挖掘机驾驶员郭晓刚是自愿留下的，并有陈宝成的手机录音为证；在此后的25个小时内，郭晓刚吃喝与村民一样。还有媒体称，涉事司机有奉命主动被扣、故意造成陈宝成等人实施“拘禁”的嫌疑。（大众网8月13日）

因早前拒绝本村村官口头允诺，为其解决北京户口、支付在北京的一套房首付，为其家人调动、安排工作、保证不菲的工资待遇，曾做过南方都市报记者，后到财新传媒做记者、平度籍陈宝成，作为山东金钩子村迄今为止唯一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法学专业高材生，因涉嫌非法拘禁，在拆迁维权中被平度警方刑拘后，最终也许会获刑，也许不会。

但大众网等媒体所说的“媒体对话疑遭陈宝成等扣司机：汽油从头浇到脚”越是玄乎，越证明平度市公安局的办案有问题。比如报道中提到郭晓刚称，自己“估计被扣押了27、28个小时，具体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我哪知道多长时间，反正是两天一宿吧。”岂料，此言一出，笔者的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先是事件早超出了问题本身。如为何如此之长的时间内，平度警方竟然如此的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不去依法办案？要知道被非法拘禁的郭晓刚是一个人，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警方接到报警后，就这么在那儿耗着，缘何会让郭晓刚活生生地吃了二十七、八小时苦头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描述，陈宝成被平度警方刑拘事件，相关事实仍存在巨大争议。对于现场处置的情况，平度警方和陈宝成目前仍各执一词。关于此案，陈宝成的律师和家属提出7点质疑：既然警察说形势危急，缘何警方在前20小时内仅部署3至7名警力，且距现场很远；缘何未叫救护车、消防员到现场待命；看到村民三次拿汽油到现场，为何不在外围拦截；为何不清理现场，设置警戒线，任凭无关人员干扰解救；为何突然将警力增至90人，当时现场比此前更危险吗；扣留人肯定有诉求，而警方否认陈宝成一方有任何诉求，这有违常识；警方在事发25小时后采取行动，有拖延时间满足非法拘禁立案标准，即非法拘禁24小时的嫌疑。

而曾前往现场处置的平度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刘伟13日对南都记者表示，平度警方当天接警后立即出警，但陈宝成等人在现场不放人，还往挖掘机司机身上泼汽油，导致局面越来越严重。他认为，他们对事件的处理是适合的。

之前，陈宝成之妻曾对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说，“以前强拆时从无一辆车到场，这次开发商将一辆挖掘机派到现场，明知村民会采取措施，因而对村民是一种暂扣的诱导。而警察长时间不出警，出警后又不处理，非等司机被扣25小时才动手，说明警察是先不作为，再设局抓人。若陈宝成构成非法拘禁罪，警方有关人员就是同案犯。”

毋庸质疑，中国式拆迁所留诟病非一日之寒。有人说，被拆迁者往往是因为补偿金额谈不拢才引发出多重社会矛盾，但是从民众自身的角度来看，政府已经决定要对其私有的房屋拆迁，挡也是挡不住了，最终被拆迁已是必然。他们想多争取一些补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从法律层面说，宪法修正案也增加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内容，民法“私权神圣”的理论渗入到物权法中。从现实层面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让作为人权内容之一的“财产权”概念深入人心。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自然也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

按照陈宝成的理解，补偿金额是被征地拆迁者的财产权和人权的内容，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主张补偿金的诉求天经地义，这与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存在明显紧张，但无可厚非。至于补偿金额的高低，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应该由交易双方通过诚实守信、平等自愿协商来实现，一个愿卖，一分钱也可以；一个愿买，成千上百亿未尝不可。然而，由于公权力的“第三者”插足，就出现了政治道德欠缺的表现；公权力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当好你的裁判员、守夜者，而不能借此自肥。

拿陈宝成所在的金钓子村为例，在所谓“旧村改造”初期，村官曾经直接向其本人口头允诺，为其解决北京户口、支付在北京的一套房首付，为其的家人调动、安排工作、保证不菲的工资待遇，并以此为条件来换取所谓“签协议”。但遭到了陈的直接拒绝，在陈宝成看来，这些并不是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合法行为，而他如果接受了样的妥协，将无颜面对自己的家乡父老，他要用法治精神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依照陈的说法，中国的城镇化方兴未艾。屡屡发生的因征地拆迁而致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常常令其拍案而起、忍无可忍。其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更加深远和持久的问题极易被忽视：一是被征地拆迁者的长远利益和生活保障，二是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三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断裂。

按法律规定也是这样的，农村宅基地并无使用年限，这和城市土地使用权最长七十年不同。耕地不仅养活了农民，还在实质上起到了农民社会保障的作用。所以当官方以“旧村改造”名义使得农民失去宅基地和耕地之后，谁来真正养活这些农民便成为最现实的问题。中国战略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真的不会因此而受到威胁和影响么？作为农民之子，陈更理解乡村民众对土地的淳朴感情，及经过世世代代所积累的厚爱。一旦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告别故土，难免黯然神伤，所以才会导致有人不惜为此而殒命的悲剧不断上演。

为此，陈宝成带着对乡村民众纯朴感情，在作记者的九年生涯中，近七年在身体力行土地维权。据其博客描述，自己曾亲身参与报道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修法的全过程，密切关注《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条例》等一系列土地立法的进展，与律师一道陪同辽宁本溪被拆迁户张剑刺死强拆者后投案自首（后张被判缓刑当庭释放），持续观察、评论辽宁盘锦王树杰因土地矛盾被警察枪击身亡案、四川成都唐福珍、江西宜黄钟家血案等围绕土地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透过多起血案与“土地变法”的制度建设相赛跑的现实，令陈宝成在出离愤怒之余，更加焦灼而理性地思考：能否身体力行，在制度建设与残酷现实的夹缝中找到一条康庄大道？经过多年维权，其得出的结论是，这条康庄大道应该是：官方依法行事，民间依法维权，达致官民共赢。其坦承，这样的努力并不取决于其本人，还要取决于广大民众与各级官方。特别是在力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虽然看起来他的希望非常的渺茫。其认为，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在实践中由于缺少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和监督，而极易异化；土地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巨额收益，极易被强势集团以各种手段褫夺。（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