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冬天，在嚴寒中到來了。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是我們在錦州度過的最後壹個冬天。對有些人來說，則是在北方度過的最後一個冬天。

    1969年的冬天，在寒凝大地的時候，文革中的軍隊掌權者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撤銷一些辛苦建立的軍事院校。海軍當時也撤銷了幾所學校，包括海軍通信學校。

    據資料記載，全軍文革前一共111所軍事院校，海軍有14所。而據說，幺幺幺所軍事院校裏面有“妖”。於是，凡是當時覺得沒必要設立的軍事院校，就被統統撤銷了。

    錦州的海軍通信學校早在1950年海軍建立初期，就始建於安徽安慶。當時因為設在南京的華東軍區海軍學校校舍不足，就在離南京不遠的安慶接收了一所地方大學的校舍，建起了華東軍區海軍學校的第三分校。三分校以培養海軍通信技術人才為主要任務，由蘇聯專家指導，還接受了一批原國民黨海軍技術骨幹，在短短的時間內培養了大批的海軍通信技術幹部。1952年末起，華東軍區海軍學校改編而成的海軍聯合學校陸續遷往青島，三分校也於1953年初從安慶遷往青島沙嶺莊。1957年，國防部發布命令，在原第五海軍學校第三分校的基礎上，設立了海軍通信學校。五十年代先後在原華東海校第三分校和後來的海軍通信學校擔任過領導職務的，有譚天哲和林偉將軍，還有後來升任榆林基地政委的王權大校等高級幹部。海軍通信學校在近二十年的時間內，培養了大批的海軍通信技術人才，包括壹些後來到對潛聯絡的長波臺工作的技術人才。而在文革中，軍隊建設受到了極為嚴重的幹擾和破壞，以致做出了撤銷大批軍隊院校的錯誤決定，導致了軍隊專業技術人才大量散失的嚴重後果。盡管在九·一三事件後，海軍又重新在武漢第二海軍學校（即海軍工程學院）設立了通信專業乃至後來重新在太原建立了海軍通信學校，但是在1969年末，位於錦州的被撤銷的海軍通信學校卻面臨著樹倒猢猻散的慘烈局面。

    在1968年春學員全部畢業離校後，海校就只剩下了教職員工。後來，有的專業技術幹部被抽調到部隊任職，還有一些幹部因為各種原因轉業復員離開了軍隊，士兵則都陸續退伍離隊，只剩下一些管理幹部和少數的技術幹部。到1969年冬天海軍正式宣布撤銷海軍通信學校的時候，海校早已是人心渙散，不知後來將怎樣處理。

    當時，有的領導幹部尚未從所謂的歷史問題中解脫出來，既沒有恢復工作，又沒有組織結論，只能掛了起來。而普通的幹部則都是在等待最後的大結局，上班也沒有事情可做。除了少數搞政工專案的人還在忙碌之外，大多數的人都是閑著無事。而且，已經接到通知，海校將營區校舍逐步移交給空軍第三航校。於是，海校剩下的人就天天無所事事地等待處理，學校的工作基本陷於停滯。

    對我們家來說，1969年仍然是冰封雪凍的日子。

    父親在文革中曾經與一批幹部一起表態，支持了反對李王張一派的群眾組織，於是從1968年起就被反復審查，先是讓檢討文革中站錯了隊的嚴重問題，後是審查歷史問題，把一些不沾邊的事情都拿出來當證據，非要查出問題不可。例如，父親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受地下黨組織委派去當時的地方武裝中擔任策反工作。後來形勢突變，黨組織決定讓父親改名換姓離開已被日寇占領的家鄉，到沂蒙山區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而到了文革之中，這竟然被懷疑有叛變投敵的嫌疑，反復調查取證。父親在1941年任八路軍主力部隊的指導員，在寒冬反“掃蕩”中涉水過河染上重病，部隊日夜行軍打仗，無奈中把父親交到地方基本群眾家暫時隱蔽起來。文革前父親拿著這件事，說明人民群眾是人民軍隊的父母，向人講述過他在沂蒙山區的草堆裏躲藏，曾經聽到了日本兵的腳步聲，後來敵人走了，那個舍命掩護父親的老百姓回來把父親背回了村，以後被部隊派人接走送到後方醫院治療。這本來是說明戰爭年代軍民魚水關系的一個生動例子，而到了顛倒黑白的文革年代，竟然也成了有被捕叛變嫌疑的證據。在那個懷疑一切的年代裏，有理也無處去講，父親只能根據回憶，提供具體的地點和當事人，任由專案組去反復調查取證。在歷史問題沒有查清之前，父親無法恢復工作，除了給專案組寫歷史材料之外，還要到下屬的門診部參加勞動。在門診部，父親跟護士們一起制作棉球，還要一起學毛選。父親回到家中，很不理解地對我們說，那些揭發批判他的人，有的在平時暴露了無知和淺陋。有的在文革中大喊大叫沖在前頭的人，竟然只知道抗日戰爭中林副統帥指揮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大勝仗，而不知道國軍在臺兒莊殲滅日軍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平型關戰役，以致讀了毛選中相關記述竟然不知所雲。父親認為，歷史是不能歪曲和顛倒的，不能因為八路軍後來打敗了敵人，就不承認當年國軍的抗日功績。當然，這也只能是在自己家裏悄悄地對孩子說說而已，如果當時讓壹些人知道了，那就又成了新的問題。文革是檢驗人的良知和道德的極好機會，所有的人都在這個檢驗中暴露出真實的面目，從而讓人知道了人的善惡尊卑。   

    在接受審查時，父親坦然地把自己寫的歷史材料交給了專案組，而由原來的兩派人員共同組成的專案組人員對此看法不一，於是聯合派出人員去調查落實。幸運的是，當時費盡周折，專案人員竟然找到了多年之前的當事人，包括父親三十年代末的入黨介紹人和四十年代初冒著生命危險把父親藏在山溝中草堆裏的山東蒙陰土旺莊姓王的老鄉，終於使得所有的懷疑和臆測都化為了烏有。後來，一個姓張的訓練部教員，悄悄地向老領導說出了他在專案組參加調查取證的過程。父親聽後非常激動，既為自己的所謂歷史問題被查清了而感到高興，也為找到了當年的老戰友和用生命掩護過自己的老革命根據地的老鄉而感慨萬端。限於當時的歷史背景，無法向那些正直的人表達感謝之情，但是那份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情感卻依然真摯而熱烈。

    雖然歷史問題被查清了，但是當時海校的幹部還有一些被掛起來，父親也就只能每天還去上班，也就是不再參加勞動，而是到辦公室讀讀報紙就完了。好在家裏從文革前就訂有一份《參考消息》，在當時已經成了稀缺的消息來源。

    按照文革前的規定，必須是行政13級以上的高幹才能個人訂閱《參考消息》，而且看完了還必須保存完好全部回收。文革中盡管瞎胡鬧，但是海校的收發室還是保留了過去的規定，每天把《參考消息》分好了，由父親或者我們去拿回報紙。當時，領袖語錄中有“要出安民告示”的內容，於是收發室的黑板上竟然寫出最高指示“安民告示”這樣啼笑皆非的字樣。我們在文革中已是見怪不怪，只管拿著自己的《參考消息》回家，任由收發室的黑板上亂寫著所謂的“最高指示”。

    在文革的歲月中，《參考消息》是惟一的敢以曲折隱蔽的手段說真話的報紙。因為，它是翻譯的外國人的文章，只要在標題上做點文章，就掩蓋了一些真實的內容，而所有的讀者並不在意標題和題頭的最高指示，只是想看的是其中的文字內容，從中了解外國人怎樣評價文革，世界上發生了什麽事件等等。文革之前，父親一般不讓我們隨便看他的《參考消息》，擔心我們看了泄密。文革中父親讓我們去拿報紙，當然知道我們拿回來，肯定是要看報上的內容的。我們的鄰居和孩子，有時也到家裏來，悄悄看看我們家裏的《參考消息》。從這張報紙上，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外電報道，知道了當時一般人不清楚的事情。在那個年代裏，這張報紙比起無數的趕大潮一般的媒體喧囂，都讓我們保持了一份清醒和理智。

    1969年的冬天，關外的寒風依然呼嘯著吹過了冰封雪凍的大地。

    而在嚴寒的日子裏，人們的心裏依然在期盼著明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