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通信学校有个图书馆，归训练部领导，有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父亲从1957年海校在青岛独立设置时，就出任训练部的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和训练部的工作人员都熟悉。我们刚到锦州的时候，好奇地去过图书馆，贪馋地看着书库里一架架的图书和阅览室里的许多杂志画报，可惜却不能尽情借阅。

    后来到了海校的搬迁基本结束，各项工作初步就绪之后，不知是哪位家长提了建议，海校有关部门同意了给本校的军官子女办理借书证，我们终于可以去图书馆借书看了。这个喜讯让我们心花怒放，就像馋嘴的孩子突然可以在一个商店里任意挑选可口的糖果点心一样开心。我们赶紧去海校的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才知道我们这些孩子的借书证，一次只可以借一册图书。对正在上小学的我们来说，这也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我们可以借到自己喜爱的图书看了。我们铁路四小也有一个小图书馆，但是藏书不多，而且六十年代基本停办，很长时间没有进过新书，也不对学生开放。这样，我们读书只能依靠互相借看各家的藏书，或者偶尔在新华书店购买新书，数量毕竟有限。而海校图书馆上万册的藏书，对我们来说几乎等于挖掘到书的金矿，只要你肯读，书就是近乎永远读不完的。有了如此的读书良机，我们可真要大饱眼福了。

    海校图书馆设在西边一系的教学大院之内，分为军事科技专业类图书和普通图书两个区域。专业类图书是供教学科研用的，设在教学楼内，我们小学生既不能进去看，也没人能看懂甚至有兴趣看那些深奥的专业技术书籍。普通图书杂志的借书处和阅览室，则设在临近一系大院大门口不远的地方。书库和阅览室的外面，种植了丁香和樱桃树，淡淡的花香裹绕着幽静的书房，是一个专心读书的好去处。借书处的门厅里，放置了一排排的目录橱，里面盛放着各种图书的目录卡片。读者需要查找目录，填写索书单，再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按照索书单找到图书，然后办理借书手续，填写书后附有的借书单，与读者的借书证一道存放起来，直到下次到馆归还图书。当时这种闭架借书方式流行了很久，方便了图书馆的管理，减少了图书的丢失，却让读者觉得麻烦费事。因为，读者不能直接接触架上的图书，只能凭目录上的书名猜测书的内容，而有时候填好了索书单，想要借的书却被别人借走了，只好再到目录卡片中寻找下一本。当时我们不知道目录卡片上面左上角的数字代表着图书内容的分类号和排架号，更不知道这就叫索书号，而只是按照卡片的内容照葫芦画瓢地抄写下来，然后交给书库的工作人员。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海校的图书馆是使用的《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而排架号则不知如何编制的。好在目录橱的每个抽屉上都有屉标，标明该屉内卡片对应的所藏图书的分类，还是可以按图索骥，查找到所要看的书的。例如，我们这些孩子主要是奔着文学类图书去的，可以先找到文学类图书的卡片抽屉，然后一个个打开，翻着卡片挨着查找就是了。虽然速度不快，但是文学类的图书毕竟在海校图书馆里所藏的数目也不是很多，所以多找几次，也就知道文学类藏书的大概情况了。海校图书馆是从青岛搬迁到锦州的，六十年代前期的文学类藏书，大多是国内五十年代的以及少量的六十年代的出版物，包括各种中国的和翻译的苏联的文学作品。

    小学生借书的范围，其实还是很窄的。我们先从简单的好看的民间童话故事一类图书读起，先后把馆藏的各种中外民间童话故事几乎都读完了，甚至包括亚美尼亚的和白族的民间故事，还有义和团的故事和捻军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书里，我们知道了各种神话童话里的故事情节，也记住了各种中外传奇人物，例如由此知道了清代黑旗军的首领宋景诗和捻军的将领张乐行。这些带有插图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带给我们那么多的乐趣，极大地丰富了想象力，还知道了不少的民间习俗与传说。

    但是，男孩子最喜欢看的，是有精彩的惊险故事情节的小说，例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马克·吐温的儿童游历小说、中国和苏联的反特题材小说，以及战争题材的各种长篇小说。可惜，这些作品在海校图书馆所藏不多，而且借书的人都对这些作品感兴趣，平时很难借到热门的图书。

    负责普通图书管理的一位女馆员，是住在北十七的一位训练部教员的爱人，按照习惯我们称之为阿姨。她的服务态度很好，既不因为是领导干部的子女来借书而过分热情，也不因为是小孩子来借书而嫌其啰嗦。她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耐心地为我们办理借还手续和推荐图书，并且不怕麻烦地一次次为我们去书架上寻找所要借的图书。

    从1963年给我们办理借书证，到1966年文革开始海校图书馆停借，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海校图书馆借了不少的图书。当时小学的课外作业很少，课外阅读的时间很多，给我们提供了读书的极好机会。放学后，我们常到海校图书馆借来图书带回家，下午和晚上有空时就读书，然后再在下午放学后或者在星期天去图书馆还书。有些比较难借的书，就在南十七院里大家互相传看，然后再还到图书馆去。像苏联反特小说或者像《小砍刀的故事》、《枫橡树》一类的热门图书，都是一个孩子借来了，大家轮着看，都看完了再去归还的。

    当时，一些名著如《林海雪原》、《红岩》和《野火春风斗古城》，都已经在家就看过了，而像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样的流行小说，在家也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到海校图书馆借书时，就注意借一些平时不易看到的图书。例如，像《平原烈火》、《战斗在滹沱河上》等不是很出名的长篇小说。有一次，我递交了索书单，那个阿姨有些惊异地拿来了那本我要借的厚达四五百页的长篇小说，是寒风写的抗美援朝题材的长篇小说《东线》。她的神情里颇多惊诧，这样的小说连大人也读得不多，一个小学生却看的非常起劲儿。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觉得南十七的这些孩子真喜欢读书，而她对此是很欣赏的。

    在上小学的年纪里，我们对一些外国名著是敬而远之，想等将来上中学后再读。例如，肖洛霍夫写的厚厚的《静静的顿河》，竟然多达四册，当时觉得肯定看不懂，将来则一定要读完的。可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已经不容许我们再有读书的机会了。随着文革狂潮的袭来，海校图书馆停止了借阅业务，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去借书了。海校图书馆在几年的文革中，停止了所有的业务，书库里的图书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直到几年后海校撤销，那些图书的去向也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1968年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海校汽车班几个不甘寂寞的汽车兵，从红旗楼里悄悄来到了图书馆，不费劲就打开了图书馆书库的窗户，取走了一麻袋的文学类图书。他们的举动被从此路过的一个教员看到了，面对这些剽悍的大兵，那个文弱的教员吓得支支吾吾地赶紧溜走了。随后两派为此还有过交涉，而对这些谁也不怕的战士，红旗一派的头头也只有说几句就算过去了。当时，我们每天都到红旗楼里闲逛，可就意外欣喜地读到了从海校图书馆里不告而取的图书，其中就有陈立德写的北伐题材的小说《前驱》，还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书籍。在那个年代里，这些书可真太难得了，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读到的海校图书馆的藏书。

    几十年过去了，少年时代读过的图书，还是印象深刻经久难忘。后来，我们有了许多的读书机会和读书时间，可是却失去了读书的乐趣。而几十年前丁香花丛中的那个不大的海校图书馆，也就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