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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传承与集成:论“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概念、内涵及其思想体系

(2025-12-09 09:33:23)
标签:

历史

文化

教育

分类: 张浚考证

奠基、传承与集成:论“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概念、内涵及其思想体系

 

摘要:南宋理学道统的构建,历来被视为一条由周敦颐、二程至朱熹等思想巨擘构成的线性谱系。然而,这种“宗师型”的叙事,往往忽略了道统得以确立的制度基础与实践动力。本文旨在明确提出“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概念,深入剖析其思想内涵,并系统阐述其思想体系的展开过程。本文论证,该道统的概念是一个以“政学双轨”为模式,包含“实践、传承、集成”三个维度的复合结构;其思想内涵是由“以仁为核心、以义利之辨为准则、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价值体系构成;其思想体系则表现为从张浚以《易》为基的事功实践型儒学,到张栻的学派传承型儒学,再到朱熹的理论集成型儒学的演进。张浚作为“事功实践型大儒”,是这一道统不可或缺的奠基人。

关键词:张浚;张栻;朱熹;道统;政学双轨;概念;内涵;思想体系;儒学政治化

 

引言

“道统”一词,承载着儒家思想传承的合法性与使命感。谈及南宋道统,后世目光多聚焦于朱熹、张栻等理学宗师,他们以精微的思辨,构建了宋代儒学的高峰。然而,儒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书斋中的思辨,更在于朝堂之上的践行与传播。一种思想要成为“道统”,必须完成从“学”到“术”,从民间到庙堂的制度化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南宋初年的张浚(1097-116d),作为一位兼具崇高地位与深厚学养的人物,其关键作用长期被低估。时人李流谦在《上张和公书》中甚至称其“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这绝非虚誉,而是当时士人对张浚道统地位的普遍认知。

本文旨在跳出线性谱系的窠臼,明确提出“张浚一张栻朱熹”这一道统概念,并系统阐释其结构与核心价值。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南宋道统的成功构建,是一场以“政学双轨”为模式的宏大历史运动,即通过政治实践与学术创新的双轨互动,延续尧舜至孔孟的儒家正统思想,重塑南宋文化认同。通过直接点明其概念、内涵与思想体系,本文将证明,张浚正是这场运动的奠基者。

一、“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概念:一个“政学双轨”下的复合结构

“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概念,并非指代一条简单的师承或思想传递线索,而是指一个在“政学双轨”模式下,包含“实践、传承、集成”三个维度、环环相扣的复合结构模型。它揭示了道统从萌芽、发展到确立的完整历史逻辑。

1.实践维度(政治推手:张浚):道统的确立,首先需要社会政治空间的开拓。张浚以其出将入相的崇高地位,将儒学理念付诸政治实践,并构建了制度化的传播网络。他的角色是“以位行儒”,为道统的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与制度保障。

2.传承维度(关键枢纽:张栻):在实践开辟的空间内,思想需要通过学派的传承与发展来深化。张栻承继父志,师从胡宏,开创并壮大了湖湘学派,成为连接父辈与朱熹的关键枢纽。他的角色是“以学弘道”,推动了道统思想的深化与传播。

3.集成维度(学术核心:朱熹):当实践与传承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一位思想巨擘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与升华。朱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了理学思想的集大成,最终确立了道统的理论形态与经典体系。他的角色是“以理成道”,为道统提供了最终的理论框架。

        这一“政学双轨”下的复合结构揭示了道统构建的完整历史逻辑:没有张浚的“事功实践”,张栻的“学派传承”便缺乏广阔舞台;没有张栻的“学派传承”,朱熹的“理论集成”便失去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对话者。三者共同构成了道统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二、“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内涵:以“仁、义、用”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在明确了其结构性概念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这一道统的内涵,即贯穿于三代人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与共同追求。这一思想内涵主要由以下三个层面构成:

1.以“仁”为道统之核心:这是其哲学本体与道德根源。张栻提出“仁为四德之长”,朱熹以“仁”统摄四德,并将其升华为宇宙本体之“理”。两人在书信互动中深入探讨“太极”“仁说”等核心命题,深化了对“仁”的理解。张浚则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儒者之政,以护养本邦为先”,其施政理念正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具体体现。

2.以“义利之辨”为实践准则:这是其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的根本标准。张栻在学术上首倡“明义利之辨为先”,并提出“知行互发”思想,推动理学从形上思辨转向实践伦理。朱熹承此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功夫,并在与张栻的交流中,逐步修正自身早期重“知”轻“行”的倾向。张浚则将这一准则应用于国家大政,坚决主战,视恢复中原为儒家“大义”所在,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成为道统的实践基石。

3.以“经世致用”为最终目标:这是其价值取向与理想归宿。张栻强调“传道济民”,朱熹以“格物致知”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张浚更是以儒术治国理政,向孝宗皇帝反复强调“格君心之非”,并主张“学而不行,不学为均”,强调学术与践履的统一。这是理学思想在政治上的最高应用,也是“经世致用”的终极体现。

三、思想体系的展开:从奠基到集大成

在上述概念与内涵的框架下,三人的思想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共同构成了南宋儒学的宏大画卷。

         1.张浚的思想体系:以《易》为基的事功实践型儒学

张浚的思想体系是“以身载道”与“以位行儒”的高度统一,其核心特征是实践性,而其理论根基则深植于《易》学,并展现出从宇宙论到心性修养,再到政治抱负的完整逻辑链条。

         宇宙论与心性论基础:张浚的学术“一本天理,尤深于《易》”。其《紫岩易传》疏曰:“中,故消息盈虚之妙、阖辟变化之机,皆在于我,而动静莫违焉。中,其至矣。”这不仅是宇宙生成论,更是其修养论的核心,即主体通过持守“中道”以把握宇宙变化。这一哲学思想直接转化为其个人修养的纲领,如其《养正书室铭》所言:“天下之动,以正而一。正本我有,养之斯吉……精思力行,无忘朝夕。”他将宇宙之“中”落实为人心之“正”,要求“精思力行”,这正是其“内圣”工夫的精髓。他训诫弟子“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并指导其“清明其心,默存圣贤气象”,进一步将这种修养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功夫。

        道德实践与人格感召:张浚的道统并非悬空的理论,而是体现在具体的人格与行为中。他为王十朋所作的《不欺室铭》:“泛观万物,心则维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正是其“敬义”思想的极致体现。西山真德秀为此铭作跋,将其与年九十五犹作《抑》戒以自警的卫武公相比,并赞其“视武公尤有加焉”,这为张浚“行胜于言”的实践型儒学提供了来自理学后继者的权威背书。

         历史谱系与政治抱负:张浚的“内圣”修养最终指向“外王”事功。他于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李沆),谓近三代气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为可法,这清晰地勾勒出他所承继的儒家事功谱系。其终极政治抱负,则凝聚于其《诗》中:“群凶用事人心去,大义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无左衽,斯文千古未尘埃。”朱熹为此诗作跋,一语道破其心志:“举大义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这首诗与朱熹的跋,共同构成了张浚思想体系的最终归宿——以儒学大义恢复中原,延续斯文,这正是其“经世致用”理念的最高表达。

         2.张栻的思想体系:学派传承型儒学

张栻的思想体系承上启下,其核心特征是传承性与发展性。

        开创学派与融合创新:他师事胡宏,融合程门理学与蜀学经世传统,成为湖湘学派的核心人物,使湖湘成为理学重镇。

        推动交流与影响朱熹:其与朱熹的“朱张会讲”(1167年岳麓书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朱熹通过此次会讲,吸纳湖湘学重实践之长,弥合闽学与湖湘学分歧,推动南宋理学从地域分立走向思想融合。张栻对朱熹的学术滋养与精神感召,实为朱熹思想体系成熟的关键推力。

         3.朱熹的思想体系:理论集成型儒学

朱熹的思想体系是南宋理学的巅峰,其核心特征是系统性与集大成。

         综合创新与理论升华:他站在前人开拓的广阔平台上,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想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整合与重构,构建了以“理气二元论”为核心的宏大哲学体系,以“格物致知”完善方法论。

         确立经典与文化辐射:他编定《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学确立了新的经典体系。张栻逝世后,朱熹整合其思想精髓,成为学界泰斗,最终完成理学集大成。他晚年赴白鹿洞书院讲学,进一步将道统扩散至东南,形成“北有岳麓,南有白鹿”的理学教育格局。

四、历史地位:南宋正统与近世思想基石

“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历史地位,体现于三重维度,深刻塑造了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走向。

1.时代意义:重塑文化认同。在南宋内忧外患中,这一道统以儒学为精神支柱与文化旗帜,使儒学从边缘重回中心,凝聚了人心,为抗金复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学术正统:终结汉唐经学。通过学派整合与理论创新,该道统确立了理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开启了以义理之学取代训诂之学的“近世思想”新纪元。

3.历史坐标:奠定后世根基。朱熹思想被奉为“万世宗师”,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识形态;张栻湖湘学衍为“经世致用”传统;张浚“忠献”精神与“文武兼修”的典范,成为士大夫伦理的标杆。三者共同奠定了东亚儒学圈的精神格局。

结论

综上所述,“张浚一张栻朱熹”道统的概念,是一个在“政学双轨”模式下,由张浚的“实践”、张栻的“传承”与朱熹的“集成”构成的复合结构;其思想内涵,则是由“以仁为核心、以义利之辨为准则、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价值体系所构成;而这一概念与内涵,最终通过三人的思想体系——以《易》为基的事功实践型、学派传承型与理论集成型儒学——得以具体展开和实现。

这一体系以“政学双轨”模式,实现了儒家道统从理念传承到制度实践的跃升。张浚以其深厚的易学修养为根基,以“亲见亲行”的实践型儒学开其端;朱熹与张栻以学术创新成其统,更通过著作授受与思想互动完成代际接力。李流谦称张浚“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朱熹赞其“举大义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这些来自同时代与后继者的评价,正是对其作为道统奠基者的精准概括。它不仅重塑了南宋文化正统,更成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的根基,彰显了儒家“内圣外王”在历史动荡中的不朽生命力。因此,重估张浚的历史地位,不仅是为一位被低估的儒臣正名,更是为了还原南宋道统构建过程中,理论与实践、权力与思想交织互动的复杂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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