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流谦《上张和公书》看南宋士大夫的道统实践——以张浚为例

“道统”之辨，是南宋思想史的核心议题。靖康之变后，士大夫阶层在痛心于国祚倾颓的同时，更怀抱着重建儒家道统、以“正心诚意”拯救天下的深切焦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张浚（1097-116d）作为历经高、孝两朝的重臣与主战派领袖，其政治地位与个人品行，使其自然成为士人瞩目的焦点。他不仅是手握权柄的封疆大吏，更被时人视为承载“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将”典范。

绍兴二十六年（1156）秋，时在四川的士人李流谦向因护母柩归蜀埋葬的张浚呈上《上张和公书》。此书远非寻常的干谒之文，而是一篇精心构建的道统论说。

本文认为，李流谦借此书信，系统性地阐发了一种“实践优先”的道统观。他巧妙地将抽象的道统传承，从对经典的文本诠释，转向对圣贤人格的“亲见”与“亲行”。通过将张浚塑造为承继孔老、堪比颜回的“当代道统化身”，李流谦不仅表达了个人的崇敬之情，更折射出南宋士大夫在动荡时局中，对如何体道、行道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与独特解答。下文将以此为核心，剖析李流谦“师其所见，得其所行”的思想内涵，考察其如何运用经典典故塑造张浚的道统形象，并进而探讨此一“实践化”道统观在南宋思想史中的独特意义。

一、核心思想：道统重在“亲见其人，亲行其道”

李流谦在《上张和公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师圣贤于其所闻，不若师之于其所见；得圣贤于言议之域，不若得之于其所行。”

他敏锐地洞察到，妙道神德“藏其倪于至微，括其精于至幽”，即便圣贤亲至，也“不能自发其难见之情、不可测知之状”，更何况是“托之笔舌、寓之传闻”的二手知识。因此，他强调，真正理解并传承圣贤之道，不能仅靠文字语言，而要“身出乎其时，目睹乎其人，察其自然而观其所止，视其偶然而循其所如”。即道统的真正获得，在于“亲见其人”与“亲行其道”，这是李流谦道统论的核心，也是对当时日趋义理化、思辨化的道统论的一种补充与修正。

二、张浚被塑造为“当代道统化身”

为论证其观点，李流谦巧妙地援引了两个经典的“善学”典故，来类比张浚的道统地位：

其一，南荣趎见老子。南荣趎初见老子时，面对“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的玄妙提问，全然“昧然”，最终却能“昭然”而心领神会。李流谦借此说明，道的领悟，正是在这种亲见亲历的互动中瞬间完成的。

其二，颜回喟叹孔子。颜回并非从夫子繁琐的言教中得道，而是在观察夫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虽少必作，过之必趋”的日常德行中，发出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叹。这证明了圣人之道，寓于“动容周旋之际”，而非“屑屑语言之粗”。

通过这两个典故，李流谦完成了对张浚的形象塑造。他直接将张浚比作老子与孔子，并以极高的赞誉称颂其道统地位：“恭惟公学为帝师，智为帝谟……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絶学，中和之功，皇极之用，位天地而育万物者。”

这直接将张浚定位为南宋“道统”的当代承继者与弘扬者，一个活生生的、可供观察和效仿的圣人。

三、道统实践化：张浚之“行”胜于“言”

基于上述逻辑，李流谦极力推崇“行胜于言”，强调张浚的道统不在于其可能有的著述，而在于其“步趋”“謦咳”间所体现的道德全体：“因步趍，可以见道德之全体；因謦咳，也可以窥仁义之至情。”

他甚至将这种实践化的体道方式，置于一切文本之上：“雕龙千词，不及曾生一唯之要；充宇万轴，不及子祀一笑之微。”

可见，在李流谦看来，张浚的道统，不靠书本，而在于日常行为、政务实践中的道德感召。这种感召力，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是真正的“神乎”之境。

四、与南宋主流道统论的关系及意义

南宋道统论（以朱熹、张栻等为代表）强调“内圣外王”合一，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系统梳理与心性修养的内在功夫，构建了从尧舜禹汤到周孔孟子的清晰谱系。李流谦的思想，无疑与这一大背景一脉相承，但他更偏重“道统实践化”的面向，将张浚塑造为“行道”的典范。

这一思想倾向，与张浚在南宋士大夫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他不仅是抗金统帅，更被视为“命世真儒”“传斯文之正统”。李流谦的书信，实质是将张浚从政治功业提升到“道统传承”的高度，认为他不仅是治国之才，更是儒家圣贤道统在当世的化身。这既是对张浚个人的至高赞誉，也反映了部分士人的一种期盼：在理论思辨之外，更需要一位能将道义付诸实践、以身载道的政治领袖来引领时代。

         结论

综上所述，李流谦在《上张和公书》中，以“亲见亲行”为道统获得之根本，将张浚塑造为当代的“老子”“孔子”，是“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的儒家道统化身。他强调张浚的道统并非来自文字语言的传授，而是通过日常实践、道德行为自然流露。这种思想既与南宋道统论的大脉络相契合，又独具“实践优先”的特色，为我们理解南宋士大夫如何将高远的道统理想与具体的政治实践相结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它凸显了张浚在南宋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丰富了我们对宋代道统论多元面貌的认识。

附件：张浚《上张和公（张浚）书》：

尝谓：师圣贤于其所闻，不若师之于其所见；得圣贤于言议之域，不若得之于其所行。盖妙道神德，藏其倪于至微，括其精于至幽。虽圣贤身以河汉之辩、善譬巧说，不能自发其难见之情、不可测知之状，而况托之笔舌、寓之传闻？吾独乌乎造其极而穷其涯？

以为自得不疑之学，笃信于心而安行于其躬，必也：身出乎其时，目覩乎其人，察其自然而观其所止，视其偶然而循其所如。因步趍，可以见道德之全体；因謦咳，可以窥仁义之至情。于是焉，会以凝然之神，通以寂然之感，则唇未鼓而意领，席未迁而解颜。雕龙千词，不及曾生一唯之要；充宇万轴，不及子祀一笑之微。呜呼！神乎！吾于圣贤，其可不师之于其所见，而求之于其所行乎？

昔南荣趎见老子。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荣趎惧而顾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也。”荣趎俯而慙，仰而叹。夫老子之所谓偕来者，诚指何人也？荣趎始而昧然，终而昭然，则知其为偕来者，亦果何人也？卒之，师弟子欣然心相印许。

夫子讲道于洙泗，从之游者三千，唯回也，独见之为甚察，得之为甚真。盖其求之也，常在於声音、目睫之间，动容、周旋之际，而初不在于屑屑语言之粗、区区义理之徼也。子（指颜回）尝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回乃喟然而叹，以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敬齐衰、敬冕衣裳、敬瞽者，何预于夫子之圣与回之所学？而回於此，乃矍然自以为有得，而不能已，至发于心声，形于叹颂。岂非以其诚一之性、忠厚之心，合内外而无间，居造次而弗失，所以为圣实寓焉，而彼诚于是而得之欤？不然，使二人于当时，非出于其所亲见与得之于其所自行，则第求之道德五千遗言，何有于老子？求之六经十余万言，何有于夫子哉？

是故，若孔、老，可谓善教；若荣趎、若回，可谓善学者矣。

然则当今之世，有斯人为荣趎、为回，可不急见而疾师之乎？恭惟公学为帝师，智为帝谟，见于开济之勲、经纶之业者，特太仓一稊、太山一耳而已。至于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絶学，中和之功，皇极之用，位天地而育万物者，盖未可以笔舌授而传闻得也。而某也，幸为里人，且先世蒙知遇，门阑有持帚之地。使其在远，犹当裹粮疾趋，自比隶圉，以幸朝夕于其前。而况万里来归，岌嶪岱华，突然临前；粲焕星斗，炯然在目。则求师之于其所见，与夫得之于其所行，顾不在兹乎？

是以辄借前说以进。恭惟钧慈，倘遂哀其愚、有志，使得执鞭弭，奉盘匜，以步趋末节，謦咳微音，略警诲之用，开其愚，进其学，斥其偕来之累，则某喟然之音，不在俯惭仰叹而后作也。诗文一篇，姑用代贽而已，而所以学不在焉。惟钧慈进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