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言官章谊、李谊弹劾张浚案之异同

南宋初年，国势飘摇，权相张浚以一身系天下安危，其功过是非遂成朝野瞩目之焦点。在其跌宕的政治生涯中，言官的弹劾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殿中侍御史章谊与左正言李谊的两起弹劾案，虽同以张浚为对象，同涉川陕任事之权，然其动机、时机、方法与实质却迥然有别，深刻揭示了南宋初年言官在战时与平时、公义与私意交织下的复杂面相。通过剖析二者之“异”与“同”，我们得以更清晰地窥见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双重性与内在张力。

（一）弹劾之“同”：表象下的制度共性

从表象上看，章谊与李谊的弹劾具有显著的相似性。首先，二者皆是言官依据其监察职权，对当朝重臣张浚发起的官方指控，其行为均在言官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其次，两起弹劾的核心议题都指向张浚在川陕宣抚处置使任上所拥有的“便宜黜陟”之权，都质疑其权力运用的正当性与后果。最后，它们都对张浚的政治生涯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章谊之劾开启了宋高宗对张浚的猜疑，而李谊之劾则成为压垮张浚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这些共性，构成了我们比较分析的基础，也反映了言官制度作为宋代政治sheng态中一环的基本功能。

（二）弹劾之“异”：本质上的天壤之别

尽管表象相似，但两起弹劾在内核上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动机、时机与方法三个层面。

1.动机之异：制度关怀与政治清算

两案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其驱动力。章谊的弹劾，根植于文官集团对程序正义和制度制衡的本能坚守。他与被斩将领赵哲曾同在杭州共事，这段经历使他从文官司法体系的视角看待赵哲之死。他关注的并非军事胜负，而是主帅“便宜黜陟”之权对文官政治根基的侵蚀。其核心动因是担忧战时特权常态化，从而破坏“文官政治”的尊严与合规性。这是一种基于公义的、理想化的制度性忧虑，尽管在具体情境中显得短视，但其出发点在于维护朝廷法度。

相比之下，李谊的动机则充满了私意与投机色彩。他的弹劾发生在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此时张浚因淮西军变已被一贬再贬，政治生命基本终结。李谊选择在此时“落井下石”，其目的并非澄清吏治，而是借军变后的政治gao压氛围，对zheng敌进行“彻底打倒”的政治清算。他后续拒绝为张浚起复草拟诏书的行为，更将这种因私废公的政治执念暴露无遗。其弹劾并非为了“公忠体国”，而是服务于派xi斗争，以攻击异己来换取个人政治资本。

2.时机之异：战时困境与政治投机

弹劾的时机选择，直接反映了其性质与意图。章谊上奏于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正值富平之战后西北战局最危急的时刻。张浚虽败，却成功牵制金军主力，为南宋朝廷赢得了喘息之机，正殚精竭虑收拾残局。在此“战事未平、军心未稳”之际，章谊对主帅权威的批评，无异于釜底抽薪，传递了朝廷不信任的危险信号。其时机选择在军事上极不明智，暴露了言官在极端军事危机下的局限性——他看到了制度的风险，却忽视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需求。

李谊的时机则显得“巧妙”而冷酷。他精准地抓住了淮西军变这一“政治feng暴”的余波。此时，张浚虽已引咎辞职，但围绕其责任的清算正酣，朝中“弹劾声浪渐高”。李谊加入这场“围剿”，并非为了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是利用政敌shi势、毫无还手之力的绝对优势，进行一场毫无风险的追击。这种在“落井下石”式的时机选择，彻底背离了御史台“匡正得失”的职责，沦为纯粹的政治投机。

3.方法之异：短视的误判与e意的构陷

在论证方法与事实上，二者更是有天壤之别。章谊的批评，“处断太专”、“当除副贰”，在制度逻辑上本身并非毫无道理。他的根本错误在于“短视”——他只看到一场战役的失败和一次处决的专断，却完全无视张浚川陕经营“保全朝廷全局”的巨大战略功绩。他是一位“优秀的谏官，却是一位拙劣的战时评估师”，其失误在于评估与判断的偏差，而非事实的捏造。

李谊的手法则毫无底线，堪称“张冠李戴”的e意构陷。他指控张浚在“绍兴三年至今”滥权升迁两千余员，这一数据看似详实，却建立在一个致命的事实硬伤上：张浚的“便宜黜陟”权已于绍兴二年年底被罢免，此后川陕人事权已收归中央。李谊故意将继任者治下的人事变动，甚至战时特殊举措，全部嫁祸于早已离任的张浚。这种对时间线的e意混淆与责任主体的偷换，已远非“监察失察”，而是蓄意罗织zui名，其弹劾的公正性与可信度荡然无存。

综上所述，章谊与李谊弹劾张浚案，其“同”在于皆借言官之名行监察之表，其“异”则贯穿于动机、时机与方法的每一个层面，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章谊案，是文官政治理想在残酷战争现实面前的碰壁，其内核是一种虽不合时宜但尚属公义的“制度关怀”。它如同一道在战火中显得脆弱的“制度藩篱”，提醒着皇权对集中的警惕。而李谊案，则是派xi斗争彻底腐蚀监察制度的产物，是一次罔顾事实、旨在清除yi己的“政治构陷”。它如同一把淬毒的“政治暗箭”，标志着言官从“朝廷之耳目”堕落为“权臣之鹰犬”。

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我们得以超越对张浚个人功过的简单评判，进而洞察那个时代制度与现实、公义与私意之间激烈而沉重的博弈，更深刻地理解了南宋初年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演变轨迹。

附件：章谊、李谊弹劾张浚案脉络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富平之战，宋军惨败。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为整肃军纪，斩临阵脱逃的主将赵哲。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殿中侍御史章谊上奏，批评张浚“处断太专”，建议增设副贰以分其权。此为“制度关怀”型弹劾。

绍兴二年（1132年）十二月：朝廷罢免张浚宣抚处置使之职，川陕人事权收归中央。

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下诏“罢宣抚司便宜黜陟”，彻底终结战时特权。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淮西军变爆发，南宋元气大伤。张浚引咎辞职。

绍兴七年（1137年）九月至十月：御史台发动对张浚的清算，张浚被一贬再贬，最终ze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左正言李谊在张浚已遭贬斥后，上奏以川陕旧案（绍兴三年至八年人事问题）弹劾张浚。此为“政治构陷”型弹劾。

绍兴九年（1139年）二月：朝廷有意起用张浚，时任中书舍人的李谊以“顷为谏官，累论浚过失”为由，拒绝草拟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