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井下石与张冠李戴：绍兴初年李谊弹劾张浚案再审视

南宋初年，国势飘摇，内忧外患交织。朝堂之上，主战与主和之争、派系倾轧之斗，从未停歇。绍兴七年（113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淮西军变”，不仅重创了南宋的军事力量，更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feng暴。在这场风暴的余波中，左正言李谊对前宰相张浚的弹劾，看似是御史台履行监察职责的公义之举，然考诸史实，揆诸情理，实则是一场精心选择时机、罔顾事实、旨在彻底打倒政敌的政zhi诬告。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事件脉络，还原李谊弹劾的“无理”本质。

          一、时机之“巧”：借军变余波行政治清算之实

要理解李谊弹劾的性质，必先审视其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绍兴七年八月初八，淮西军变爆发，右都统制郦琼裹挟四万军民叛投伪齐，南宋元气大伤。究其根源，此乃宋高宗与身边的专任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决策错误造成。在高宗已决意屈己议和的背景下，张浚坚持北伐的诸多正确举措被一再否决。尤其在淮西军的处置上，朝廷出尔反尔，先是同意岳飞接管，后又反悔，并在张浚离京抚师之际，强行任命与郦琼有宿怨的王德为都统制，最终激化矛盾，酿成巨变。

        身在前线督师的张浚，虽负有用人失察（派遣吕祉监军）之次要责任，但绝非主谋。事变后，张浚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担当，于八月十二日主动入见高宗，“引咎”辞职，去意已决。

张浚的引退，并未能平息朝堂的动荡。一场围绕其政zhi责任的清算大幕迅速拉开。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声浪“渐高”。在高压之下，张浚被一贬再贬，至九月初九被罢去一切实职，仅保留观文殿大学士虚衔；十一日，在御史继续弹劾下，又被落去大学士荣衔。最终于十月九日，被ze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政治生命宣告终结。

然而，政敌的攻击并未因张浚的离京而停止。次年，即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在张浚已然身处贬所、毫无还手之力之际，左正言李谊加入了这场迟来的“围剿”。他抛出了一桩看似“铁证如山”的川陕旧案。这种在政敌彻底倒台后仍不罢休、追往究咎的行为，已远超正常监察的范畴，暴露出其浓厚的投机主义色彩和清除异己的政治意图，是典型的“落井下石”。

          二、事实之“伪”：张冠李戴的致命硬伤

李谊弹劾的核心论据，是指控张浚在川陕地区滥用人事权，造成官员升迁泛滥。他声称：“川陕换给付身，自绍兴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员……夫张浚得专黜陟，仅踰三年，而迁补如是其众。” 这番言辞，数据详尽，极具煽动性。然而，其立论的基石，却是一个致命的事实错误。

根据史料记载，张浚拥有“专黜陟”之权，是在其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期间，具体时间为**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至绍兴二年（1132年）十二月**。绍兴二年年底，朝廷已罢免其宣抚处置使之职，川陕人事权收归中央，由卢法原、王似等人接替。绍兴三年五月，朝廷更是下诏“罢宣抚司便宜黜陟”，彻底终结了这一战时特权。

而李谊指控的官员泛滥时期，是“自绍兴三年至今（绍兴八年）”。这恰恰是张浚离任之后的五年有余！李谊将继任者治下的人事混乱，甚至可能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为稳定军心、激励将士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全部算在早已失去人事权的张浚头上。这种将时间线故意混淆、将责任主体恶意替换的手法，构成了典型的“张冠李戴”。一个连基本事实都未能厘清，或者说根本无意厘清的弹劾，其公正性与可信度何在？这并非监察失察，而是蓄意构陷。

         三、动机之“私”：偏执化的人身攻击与政治执念

如果说一次弹劾尚可辩解为“失察”，那么李谊后续的行为则彻底暴露了他对张浚的个人敌意和政治偏执。

绍兴九年（1139年）二月，朝廷有意起用张浚为新知福州。时任中书舍人的李谊，竟以“顷为谏官，累论浚过失”为由，公然拒绝草拟诏书，将个人好恶凌驾于国家公务之上。此举表明，弹劾张浚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必须捍卫的“标签”，其目的已非“纠偏”，而是要将张浚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因私废公的行为，彻底撕下了其“公忠体国”的伪装。

        综上所述，李谊对张浚的弹劾，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诬告。他巧妙地利用淮西军变后的政治高压氛围，以“张冠李戴”的虚假事实为武器，对已经引咎辞职、并被贬斥远方的张浚进行持续追击。其行为，不仅违背了御史台“风闻言事”但求公允的职业道德，更污染了南宋初年的政治生态。

历史地看，川陕地区在绍兴初年作为抗金前线，人事变动频繁、升迁速度超常，或有其战时背景下的特殊逻辑。李谊若真正心怀社稷，理应就事论事，向当权的继任者或中央吏部发问，而非将矛头错误地对准一位早已离任的前任。他的弹劾，最终目的并非澄清吏治，而是服务于派xi斗争，以一个无辜者的政治“死亡”，来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因此，这桩弹劾案，非但不是李谊的“光荣一笔”，反而在史册上留下了一个因私废公、构陷忠良的污点。

附件：李谊生平及张浚被其弹劾史实

一、李谊生平

      李谊（？-1143），字宜言，江西南昌人。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李谊进士及第。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李谊官杭州教授。绍兴元年（1131），李谊为枢密院计议官。绍兴年间，李谊历任秘书省正字、守监察御史。绍兴七年（1137）八月后，李谊担任左正言。绍兴九年（1139）二月，李谊升任中书舍人兼试讲、兼直学士院，此后又除工部侍郎，升工部尚书，后提举台州崇道观。绍兴十三年（1143），李谊复秘阁修撰、知庐州，并于当年在任上逝世。

         二、张浚川陕宣抚处置使职权与罢免

         建炎三年（1129）七月，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为应对严峻的战局，宋高宗特许其“便宜黜陟”，即独揽川陕地区官员的任免与升降大权，并亲作诏书赐之。此项特殊权力是战时体制下的重要授权。然而，至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朝廷下诏罢免张浚的宣抚处置使之职，川陕地区的人事权被收归中央，改由卢法原、王似等人接替管理。到了绍兴三年（1133）五月，朝廷进一步下诏“罢宣抚司便宜黜陟”，标志着张浚在川陕地区的人事特权被彻底终结。

         三、淮西军变原因、张浚担责与落职始末

        淮西军变的爆发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南宋中枢的决策失误。绍兴七年（1137）三月，张浚奏请罢免刘光世的兵权，朝廷原计划将淮西军交由岳飞接管，但此议遭高宗、秦桧等人反对而收回成命，已为军中埋下不稳定因素。同年四月，朝廷趁张浚离京赴淮西抚师之际，强行任命与将领郦琼素有宿怨的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直接激化了二人矛盾。此为枢密使秦桧、知枢密院事沈与求等人离间君臣、削弱张浚权力的关键一步。

为应对危局，张浚于七月中下旬采取补救措施，派遣兵部尚书吕祉前往淮西监军，意图收集郦琼等人的不法证据，以罢其兵权。然而，吕祉未能妥善处理军中矛盾，其奏疏内容被书吏泄露，最终导致事态失控。绍兴七年（1137）八月初八，郦琼发动兵变，杀害吕祉等人，裹挟四万军民叛投伪齐。此次军变，主因在于宋高宗、秦桧、沈与求等中枢决策者的反复遥控与用人不当，张浚身在前线，负有用人失察的次要责任。

事变发生后，张浚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担当。八月十二日，他立即入见高宗，主动“引咎”辞职，并于当日“再疏待罪”，去意已决。然而，一场针对他的政治清算迅速拉开序幕。九月初，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以及时任右正言的李谊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声浪渐高。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张浚的罢免程序被快速推进：九月初七，他上奏“已具奏解罢机政”，完成了程序上的最后一步；九月初九，被罢去一切实职，仅保留观文殿大学士的虚衔；九月十一日，在御史的持续攻击下，又被落去大学士荣衔。九月十四日，张浚“留身，求去位”，向高宗推荐赵鼎接替自己，并直言秦桧“闇”（昏暗无能），标志着高宗已决意换相。最终，在十月初九，张浚被责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政治生命被彻底终结。

         四、李谊弹劾内容与实质

在张浚已被贬斥远在永州、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李谊于绍兴八年（1138）三月加入了这场迟来的“围剿”。他抛出了一桩看似“铁证如山”的川陕人事旧案。其弹劾核心内容为：“川陕换给付身，自绍兴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员……夫张浚得专黜陟，仅踰三年，而迁补如是其众。”

然而，此番指控存在致命的事实硬伤，构成了典型的“张冠李戴”。李谊将绍兴三年至八年（共计五年多）期间川陕地区的人事变动，全部归罪于张浚。但史实清晰，张浚拥有“专黜陟”大权的时间是建炎三年七月至绍兴二年十二月，此后五年他已无权管理川陕人事。李谊故意混淆时间线，将继任者治下的人事问题，甚至可能是战时特殊环境下的非常措施，恶意栽赃到早已离任的张浚头上，其行为并非监察失察，而是蓄意构陷。

李谊的政治偏执在次年表现得更为露骨。绍兴九年（1139）二月，朝廷有意起用张浚为新知福州。时任中书舍人的李谊，竟以“顷为谏官，累论浚过失”为由，公然拒绝草拟诏书，将个人好恶凌驾于国家公务之上。这表明，弹劾张浚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必须捍卫的“标签”，其目的已非“纠偏”，而是要将张浚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彻底暴露了其因私废公、构陷忠良的本性。